万之（瑞典、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秘书）
十月十二日星期四，瑞典学院宣布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阅读新闻公报的常务秘书话音未落，聚集文学院大厅内的瑞典和国际新闻媒体人士已纷纷叫好，一片欢呼雀跃之状。消息随电波传遍世界，国际文学界也普遍赞同，皆大欢喜，几无争议。世界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立即向帕慕克发出贺信。连起诉过帕慕克的土耳其当局，包括土耳其文化部长，也对此表示肯定，似乎与有荣焉。
帕慕克作为目前享誉国际的当红作家，作品好评如潮，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几乎全部作品都翻译成了瑞典语），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不出人意外。最可贵的是他以作家应有的良知良心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公正，既不避讳政治，力倡言论自由，也不避讳家丑，敢说敢言，撰文公开揭示土耳其历史上屠杀库尔德族和亚美尼亚族人的真相，所以受到国际知识界的贺赞。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德国作家卡琳．克拉克博士在贺电中说﹕“帕慕克创作都围绕少数民族特性与经验。对于很多土耳其作家来说，这样写会把他们带到法庭，有时还会被投入监牢。我们因此特别高兴，一位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得了崇高荣誉。”
此外，帕慕克的获奖也为诺贝尔文学奖增添许多新亮点﹕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他也是第一位1950后出生的作家，显示新生代作家从此将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儿子，他在这个壤接欧亚大陆连跨东西文明的城市成长居住，又是第一位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共同哺育的文学奖得主。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
此次帕慕克获奖让我最欣赏的第一个亮点，是瑞典学院第一次褒奖一位突厥语作家，使诺贝尔文学奖的语言文化分布再次突破了欧美语言主导的局限，为改变失衡的颁奖历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帕慕克用现代土耳其语写作，而现代土耳其语实际从突厥语家族西部分支演化而来，属于这个东达西伯利亚西至巴尔干绵延整个亚洲大陆的语言家族的最重要成员。实际上，土耳其语和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族、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高加索山国阿塞拜疆、巴尔干半岛上的摩尔达维亚等数十个民族的语言都相同相亲，都属于突厥语族。这一语言家族不仅分布地域宽广，而又历史悠久，可追溯记载千年以上，也为人类留下宝贵的口述叙事文学和诗歌遗产。但进入现代后，处在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阴影之下，这一古老语言文学的发展也象中文文学一样，经历浴火重生的艰难过程，因此在帕慕克之前，突厥语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中从无一席之地。帕慕克用民族语言写作而能享誉国际，把属于古老突厥语的土耳其语文学首次提高到了世界文学的崇高地位，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现代土耳其语本身的发展，也是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沟通的结果。突厥语本身没有书面文字，长期使用的其它语言文字，例如阿拉伯文字或波斯语文字。土耳其语是从1928年开始才使用拉丁字母，也受到斯拉夫语言的影响。这一语言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汉语的发展差不多同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学者提出汉语拉丁化的建议。有汉字财富的中文当然无须拉丁化，但向现代文明过渡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帕慕尔的成功也许并非典范，但也是值得中文作家借鉴的文学经验。
首位出生于1950后的获奖作家
帕慕克获奖的另一亮点，是他的年轻。诺贝尔文学奖发奖一百多年，得奖者平均年龄是六十岁以上。象帕慕克这样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就获奖，实为鲜见。在历史上，只有法国作家加缪得奖时比他更年轻。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几乎是达到了创作成就的巅峰，再无更高峰可攀。作家被光环罩住，忙于应付媒体，交际，就难于再求上进。美国获奖作家索尔．贝娄，哥伦比亚获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曾经把诺贝尔文学奖形容为“死亡之吻”，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得奖作家往往再也写不出好作品。因此，得奖虽然好，可以从此不朽，结果也成了给作家送终，成了“盖棺论定”。 所以，确实已有人担心，现在给帕慕克发奖是否太早。
在我看来，瑞典学院不忌讳“死亡之吻”而敢于给年轻作家发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手笔。此外，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是首位出生于1950后的获奖作家，也几乎是首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获奖作家（之前有1946年出生的奥地利剧作家耶利涅克，但其心理和创作基本还是在二战阴影之下）。给他颁奖，标志新一代作家开始登场，占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可以预料，今后将会有更多1950后的作家获奖，自然也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一代作家。
应该说，获奖作家年轻化，和瑞典学院本身也被新一代年轻院士接过接力棒关。瑞典学院院士为终身制，不见棺材不换人。如今医疗保健发达，人多长寿，因此院士也很容易高龄化，如最年长院士斯坦．鲁德霍尔姆和贡纳尔．瓦尔奎斯特今年已八十八岁，汉学家马悦然已八十二岁。今年五月瑞典学院重丧，有两名高龄院士去世，所以一次补选两名院士，一名六十一岁，一名五十七岁，都是瑞典文坛后起之秀。加上前些年选入瑞典学院的一批年轻人，可以说瑞典学院现在是少壮派后来居上，已占据优势（参考笔者附录瑞典学院院士一览表）。比如瑞典著名女诗人弗罗斯腾松今年才53岁，1992年入选时年仅三十九岁，为最年轻院士，而她早进入院士中抵掌诺贝尔文学奖初选大权的五人评委。
惺惺相惜，同侪相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这一代院士，和同代作家容易呼应，声气相投，本不稀奇。而且这些年轻院士思想多比较开明，思路喜另辟蹊径，本人都有独特个性，不趋炎附势。前两年评选出的耶列涅克和品特，甚至今年的帕慕克本人，皆是敢说敢言，与权势针锋相对者，如果不是这些年轻院士为其叫好喝彩，我看得奖是不可设想的。
首位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共同哺育的得奖作家
帕慕克这一代作家和院士的特点，是他们开始写作之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文化背景逐渐淡化，左派右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逐渐被九一一标志的文明冲突背景取代。他们和发动六十年代波及世界的左派革命的那一代作家已经不同，他们经历的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第三次浪潮，承受的是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以及电讯技术发展的冲击，也面对八九年苏联东欧巨变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的新变局，他们不得不打开新的视角﹕文明之间如何共处，传统向现代如何过渡。现代性（MODERNITY）和个人文化认同（IDENTITY）成为这代作家最关心最有迫切感的问题。帕慕克本人的创作也正是在这种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呈现出复杂面貌。
要了解帕慕尔的创作，必须了解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儿子，他总是情牵故土，笔触不离。他最早的著作都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最新的著作也是《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个城市》。
今年四月初，我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中有位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来的学者晓蓉到处找书店买帕慕尔的作品《雪》，说是她丈夫点名要的礼物，买来后她自己立刻读得如醉如痴，而我当时自然还对这位作家即将得奖毫无先见之明毫无知觉，也以为畅销小说未必都是好小说。但我实在喜欢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这个东西文明的交汇之点，也是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融和之所。这里的市场上你可以听见各种语言，可以看见各种肤色的人群。这里的博物馆陈列着世界数大文明埃及文明亚述文明希腊文明罗马的文物，收藏之丰让人惊叹。这里，清真寺庙和天主教堂可以隔着一条街道相视而立。你可以问，这是文明的对峙，还是文明的共存？
帕慕尔在这样的城市成长，难免吸收多重文明的乳汁。虽然他出身世俗家庭，也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育，但他对土尔其民族的历史深有兴趣，用民族的语言写作，写的是关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历史。瑞典学院给帕慕克的颁奖词其实对此表述非常清楚﹕“他在对故城忧郁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交汇的新图象”。 这段话难道不是瑞典学院传达给世人的福音﹕不同文明未必注定发生冲突注定导致战火，也完全可以共存共荣交相辉映结出硕果？
帕慕尔是国际笔会下属土耳其笔会的重要成员。国际笔会主席、捷克作家伊利．格鲁沙在贺信中说﹕“我们祝贺奥罕．帕慕尔，因为他是身兼出色勇气和人文智能的作家。对笔会而言，他代表一种全球视野的开放，朝向创立一个多元性的和平世界。”国际笔会秘书长、美国作家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在贺电中也称赞道﹕“帕慕克丰富而有条理的叙事，架起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打开文学之门，而通向体现文明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