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郭沫若《吴淞堤上》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带有终极色彩的问题不知已经、正在或将要困扰多少人。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据说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祥瑞频出、万方来朝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当下，从庙堂冢宰到贩夫走卒，从学舌鹦鹉到草野潜夫，从耄耋老者到黄口学童，无不欣忭踊跃、拜舞谢恩。我们是谁？我们是唱着春天的故事的奔小康的幸福的人们，或者是小康道路上的带头人，或者是保持先进性的精英一族，或者是具有巨大智力优势的设计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新中国那里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当然是朝着幸福的地方迈进，走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
然而，这套连真理部内部的人都感到底气不足的说辞，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仍然有真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以及表达者。湖北小说家胡发云以他的长篇小说《如焉》表明：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智慧的思考者和表达者。
一、如焉
如焉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茹嫣的网名。
虽然胡发云并没有在这个名字上多作说明和暗示，但从他把这个名字作为书名来看，我愿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名字。在文言文里，“如”可以作“往、到”理解，而“焉”则可以作“哪里”理解。从全书的意蕴来看，这部小说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具有形而上的终极色彩，也具有形而下的意义。如果纯粹从字面上做这种拆字游戏，毫无疑问，这是牵强附会的可笑的咬文嚼字的游戏。小说中的人物以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在思考这个严肃而无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如焉这个名字来源于网络，我不妨把网络作为思考的起点。虽然我们有伟大的金盾工程以及独步宇内的屏蔽技术，虽然我们输入某个网站的域名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该页无法显示”并因此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和愤怒，虽然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半真半假或者鱼目混珠，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的选民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便捷快速的交流工具，让我们享受到人类文明的顶级智慧和最高成果，让我们从柏拉图所说的幽暗的洞穴中沐浴到智慧的阳光，让我们的心智不再永远被锢蔽，让我们不再做罐头中陶然自得的沙丁鱼。
据说在结绳记事的年代，部落中最具权威的是那些有着超常记忆力的长者——他们垄断着信息和记忆实际上就是垄断着智慧。在与时俱进的今天，完全垄断既是办不到的也是愚不可及的。于是张春桥式的真假参半的宣传效果，远胜过戈培尔式的百分百的重复一千遍。尽管如此，那些像渴求阳光一样渴求真知的人仍能从愚民大网的罅隙中穿网而出，在狼奶中过滤出些许维持良知正义信仰所需要的养分。
网络让如焉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知情权得到彰显，也让如焉的表达权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更让如焉得以抒发自己对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受。网络使如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将潜藏的才智和灵性充分表达出来的人。在网络的世界里，如焉得以诠释母性的光辉，得以葆有坚持言说真相的部分权利，得以体会才情与灵性得到认可的骄傲和自豪，得以体会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出自本心表达所带来的尊严。在网络延伸的现实世界里，如焉更加体会到中国民众从来匮乏的聚会所带来的巨大震撼，这种震撼决不是像小孩子认识几个新朋友那么简单，而是基于思想的尊严和观点的认同所带来的那份默契。网络聚会——网聚，这个聚集着人类天性中社会化本性的结社的渴望与现实中只能道路以目的无奈和辛酸的词汇，不知道多久之后将像laogai一样进入英语词库，从而让世界其它文明认识到作为类人孩的我们的尴尬和逼仄？处于单子化状态的空心人是那样的苦弱无助，也是那样的便于宰割凌辱，因而任何有利于民众体会人的尊严和智慧的聚集，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拆散；任何基于思考和尊严而组合的社团都在禁止和打压之列。我们没有交友权，没有走动权（余世存语），没有思考权，没有自己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我们开口就是《春天的故事》《东方红》《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卫立文说到这一点的沉痛让人无比辛酸的认识到，我们和《阿Q正传》中的吴妈没有什么两样：吴妈处于那样卑微和屈辱的境地，然而她在和阿Q说话时，开口就是我们老爷要娶小、太太是多么的生气，闭口就是我们少奶奶马上就要生了。吴妈这套话语的现代版大概会让吴妈自愧弗如：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们在躺到砧板上之前，还要尽忠竭虑的进言“肥的蒸着吃瘦的煮着吃”，还要帮着把刀磨得快快的，最后引颈就戮时还要提醒主子小心别让刺卡着。奴才做到这个份上，难怪会让代表们满含深情地赞叹：多好的人民啊！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结成一层又一层的硬壳和疮痂，在蒋庆、季羡林、李敖、连战这类有着嗜痂之癖的怪胎们的眼里，却是艳若桃花的美景和营养丰富的美食。
如焉具有现代色彩的人道情怀和古典意味的仕女情结，这种融合在鄙俗化的自我作践的当下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像如焉那样做一个不谄媚不媚俗的人是那样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着小市民传统的武汉（胡发云是武汉人，我又特别喜欢坐实，于是就把小说的地点认定为武汉），时兴的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感官主义。自身的卑贱欲望和现实的凌辱剥夺折磨得人只是一种简单的蛋白质的存在方式，精神的灵性舒展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灵魂、关注内心实际上意味着把我们从欲望和剥夺里解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不向现实世界里的权势者胁肩谄笑的人，一个不向自己动物性本能妥协的人。解放自己的权利其实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手里，如焉就做到了这一点。女性的解放尤其具有紧迫感和现实感，因为女性解放自己既意味着解放人类的另一半，也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第一老师和引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智力上的充分发育将惠及喜欢以强者自称的男性而不仅仅是女性自己。正因为此，欧洲中世纪骑士尊重女性的风尚也就成为欧洲在人类文明中成为领跑者的肇端。法国启蒙运动诸巨擘如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贵妇的沙龙里产生的，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自由女神就是一个美丽的女性（法国为祝贺美国独立而赠送的自由女神至今矗立在纽约，更是名闻遐迩）；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也是深深迷醉于法国沙龙的那种睿智；而可歌可泣的十二月党人从容远徙的身影背后，更是有着他们灵魂高贵的妻子。
与如焉形成比照的是江晓力。这个女人看上去俨然一幅精明强干的女能人的形象，但她骨子里那种与民为敌、视民众为仇雠的戾气和市侩使她的精神世界被萎缩局促拘谨所占领。诸如梁晋生之类的先进性的体现者们可以把头发染得黑油油的，然后衣冠楚楚的说着那些严肃认真的假话。他们唯权是图、唯上级马首是瞻的非精神的状态表明他们不过是沐猴而冠而已。他们把民众视为牲口，把权力视为从他们父辈那里传过来的私有财产；纵使是轻裘肥马，终究脱不掉他们继承而来的那种无赖习气。即使这帮人再精明强干，掌握着再多的资源，防控手段再科学，也没有办法逆料究竟是哪根稻草会压死骆驼。
古典的雅致细腻和现代的网络技术让如焉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另一半，同时也让如焉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这种失败所酿就的苦涩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然而如焉却并不表现为香草美人式的哀婉欲绝。如焉以一种耸身一摇的姿态践行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可贵。这似乎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依附性人格的告别（李慎之、李锐、卫立文、达摩都可以归入到这个谱系中）。她将在自己灵性的空间拓展自己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她将探索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的取向。意味深长的是，如焉的儿子杨延平在法国留学期间找到一位俄罗斯姑娘做女朋友。这是不是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种设计？
显而易见，在杨延平的身上，寄托着如焉的全部希望。这份希望决不是世俗的母子之爱所能涵盖，更应该有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份期待。小说毫不掩饰对俄罗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敬和赞美之情，这种感情在1950年代以前的人的内心深处打下了烙印。俄罗斯文明因自己处于地理上的东西交汇处并进而升腾为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弥赛亚情怀，成为末日来临前的救世主。然而，俄罗斯文明的发育状况并没有与他们的弥赛亚情结成正比例。文明发育时间的短暂，东正教对暴政专制的逢迎，多余人的彷徨无地，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苦难，顿河哥萨克的沉郁剽悍，三套车的悲悯无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面对大清洗的惶恐不安，古拉各群岛的惨无人道，斯大林的阴毒险刻嗜杀成性，勃列日涅夫的颟顸老迈恋栈保位……举不胜举的悲剧让我对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合会结出新的果实绝对不敢有任何乐观。虽然我也可以举出有关俄罗斯文明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成分，但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与中国相处的过程中绝少拥有道义资源而更多的表现为疯狂成性无可理喻的扩张霸权，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国土沦丧的耻辱，出尔反尔的绑架敲诈，集权专制的红色恐怖，掏空灵性的僵化思想。从俄罗斯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处在专制集权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艰难时期，独裁霸权的阴影并没有完全被民主自由的阳光驱散。正因为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认为俄罗斯文明具备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超拔气魄。
在无可选择的时候，作为异质文明的俄罗斯文明无可置疑的给我们以滋养，并向我们昭示着一种有起码尊严有起码人性的生活方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是那样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当我们明了在这个虚幻的乌托邦国度里“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诗句），当我们明了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理由在很坏与较坏之间去做无奈的选择。
二、卫立文
蝇营狗苟的现实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冷硬荒寒，粗粝糙鲁——我们把油滑无状当作是机智幽默，把遗忘过去当作是豁达豪爽，把轻佻儇薄当作是潇洒帅气，把无信无靠当作是洒脱豪迈。我们成了皇帝新衣的叫好者；我们被真理部欺骗N次后，还甘愿被欺骗N+1次；我们把受虐的快感美化为热泪盈眶的感恩戴德；一切的苦难都是在老大哥的带领下才得以化解，并让我们更加崇敬老大哥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们除了匍匐在地磕头如捣蒜外，剩下的就是纵声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本来，铁屋子里的幸福足以让我陶醉。然而，如卫立文、达摩这类艺术世界里的人物，以及顾准、林昭、遇罗克、顾九莲、张志新、王申酉、李慎之、李锐、蒋彦永这类现实世界里的先知先觉者却把天火带给我们。他们以其洞幽烛昧的观察力、去伪存真的判断力、臻善向真的道德力、勇毅果决的行动力，为我们袪魅解惑，引领我们走出暗黑的泥沼，启发我们思考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否有望到达边际、如何到达边际。尽管先知先觉者的牺牲几乎是宿命的悲剧，然而有着起码理性、文明不断得到滋养并因此不断得以发育的族类，却能在牺牲者的预言的启发下，逐渐摆脱蒙昧、走向开化、日趋成熟 ，先知的碧血成为浇灌文明之树的养料。而蒙昧野蛮的族类如同用四条腿走路的多数猴子仇视并必欲消灭用两条腿走路的少数猴子一样拒绝先知先觉的引领，先知先觉往往成为染红顶带的得力帮手，或者成为制作人血馒头的必要材料，或者成为茶楼酒肆的最好谈资。衰亡民族就是这样炼成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共通感”“判断力”“教化”等概念。他认为，教化的过程就是对共通感的培养，即对于某种普遍的和共有的感觉的培养：“健全的人类理智”或“共同的理智”的特征，实际上是由判断力所规定的。我们这个族类似乎对苦难有一种讳莫如深的禁忌，这种畸形的共通感阻碍理智的健康发育，并进而对外界形成一种错误的判断。记忆中关于苦难的部分本来是一个有着健全心智的人规避不幸和灾祸的宝贵财富，这笔财富不断流传，并让人们相互鉴戒，逐渐远离罪性。但早熟文明在自然条件足以提供基本的保障下，在还未走完文明进程的必经之路、发育很不充分时，就已进入高度迷信自身力量、远离神性导引的迷狂。偶像崇拜成为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的合法性依据。那些越是存留更多的动物性本能的人就越有可能进入权力的巅峰。在这些高踞金字塔顶端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文人们把他们打扮成半人半神或者神人同体。而民众的苦难则仅仅是印证其神性的一个又一个论据而已。在王权主义的改造和教化下，所有关于苦难的记忆都被格式化，我们不再把苦难当作苦难，而是当作大救星出场的必要准备。我们的记忆力高度萎缩：以至于阿Q刚刚因为要和吴妈困觉而被大竹杠敲打后，再去看吴妈寻死觅活却对这小孤孀为什么哭哭啼啼很纳闷。没有必要把视线向远古漫溯，只说1960年代的天灾和人祸，如今不但被很多义不正词却严的青年和老年驳斥为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反而被说成是充满革命豪情的战斗岁月或者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更近的2003的s-ars在第n+1次完成了证明伟光正的任务后，被成功地从人脑和媒体中删除的不留一丝痕迹，这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年读鲁迅小说，总认为迅翁这样描写阿Q过于漫画化。如今看来，这样的细节是具有怎样令人佩服又怎样令人绝望的真实啊！
与卫立文信守道义良知并坚持独立思考形成比照的是，那些道义缺失、资质平平之辈却占据着本来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装点太平盛世的祥瑞。当连战和他的妻子一人抱着一个小熊猫，并且肉麻的说小熊猫是一对我们也是一对时，不得不让人感叹：这真是绝好的太平一景。这一场景也充分显露出季羡林、李敖、巴金（尽管我对他相当长时期的精神状态有着足够的敬意，在很大程度上巴金先生是被迫充当点缀太平盛世的人瑞）、宋楚瑜、郁慕明一干人等，与眼下增添执政合法性的大熊猫以及从前史不绝书的摆脱执政危机的灵芝、麒麟、天书是一样的道具。在一个个死难矿工赔偿身价原来只值30000元现在涨到20万元（其实每一个草民的身价差不多也是这个价码，吴思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考证和换算）、草民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缺乏最起码的体面和尊严的状况下，我听到熊猫的身价超过100万美元，看到熊猫们偶染小恙就坐着飞机到处找最好的医生求医，不由得生发出巨大的嫉妒和失落，也难怪我的朋友还在读小学的小孩说：托人生没什么意思，来生还可以托生的话就做一条深海鱼。在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人的灵性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人降到连动物都不如的水准，这些骨子里实则是淫践泼才的祥瑞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挥霍着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钞票表演着和平之秀或者名目不清的秀，出乖露丑的向强权者献媚讨好，真让被茅草堵塞胸臆的大陆人目不暇接。而恩主们的治理手段由2000多年前的“不问苍生问鬼神”与时俱进的发展到现在的“不问苍生问祥瑞”，足可以让蒋庆之流把儒家的仁政和德治的文章万世不易的作下去。
三、达摩
达摩让我想起我们湖北的平民政治家姚立法：他们的世俗身份不值当下的成功人士一哂，他们的精神世界则足可睥睨王侯。
达摩以达摩克里斯之剑自相期许，秉持苏格拉底“牛虻使得牛保持活力”的精神，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书写和保存病历，尽自己的可能发挥着警世钟的作用。虽然他的声音被屏蔽因而不能传得稍微远点，但绝不因此而气馁灰心。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承接五四余绪的卫立文也佩服不已，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强者。
回顾一下达摩以及1950年代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发育是颇有意思的。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这批人中的翘楚将要或已经成为政治上的第五代领导人（李、薄、习等人）、经济上的老董（刘永行、任正非）、学术上的执牛耳者（朱学勤、张维迎）。从精神发育的角度看，达摩、毛子的心灵状况是具有典型性的。如果我们关在家里自说自话，这批人的感受可能就是类似“青春无悔”之类的表白；如果放在整个人类心灵成长和智慧发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他们以及我们的成长和发育，那么我原来看过的一篇文章——《我与盖茨比成长》，则道尽我们饱受愚民宣传的辛酸和痛苦。刚刚学会说话，就喊“毛-主席万岁”；刚刚开始写字，就把“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写100遍。在谎言和盲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分辨力和抗拒力，摆脱这套谎言和骗局所形成的巨大黑洞的锢蔽和欺骗。当人类文明的领跑者竭尽所能的向真善美进发的时候，我们却在竭尽所能的阻止、延缓心智的发育，以便让我们这帮处于白痴化、弱智化状态的刍狗更加温顺，因为类人孩的状态更便于哄骗。虽然有“青马”（青年马克思之意）这样的思想叛逆者能够摆脱“吸星大法”的强大引力，虽然有朱学勤所说的曾经存在现已失踪的思想者一代能够不被狼奶喂成狼孩，但像达摩这样真正能够一以贯之的坚守道义良知，享受智力充分发育的乐趣，以追求真善美为自己的最高旨趣，以“内在存在”（加达默尔语）为生命的最高准则，需要拥有丰富的道义资源和有力的道义担当。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得到发育，不仅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且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像毛子那样自我作践、挥刀自宫，倒成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吊诡的呢？无信无靠的我们就是这样在自我摧残、自我绞杀，并洋洋得意的宣称这是至高无上的东方智慧。
四、我们到哪里去
在充满东方典雅情调的“陶陶居”茶叶店里，达摩有幸读到1949年前的刊有叶圣陶、冰心文章的《中学生》，而这样的杂志在革故鼎新之后却只配享有做茶叶包装纸的资格；更为凑巧的是，在《中学生》上发表过文章的卫立文（笔名斯卫）到茶叶店买茶叶刚好看到达摩在读一本《中学生》，于是这对忘年交开始了心灵上的交流，开始共同思考“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古典情怀与现代网络的结合成就完整的如焉，使得如焉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心智得到正常发育的人；蕴含着传统情韵的茶叶成为卫立文摆脱死亡的精神依托，茶叶店也在无形中充当了传承文明的《中学生》杂志的避难所——综上所述，我不妨把胡发云隐藏在这些情节背后的设想解读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思想的融合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从五四开始，先贤们就在思考、探索，这一历程虽然中间经历断裂，但文明的火把终究没有完全熄灭，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的手里传到李慎之、李锐直到秦晖、林贤治、刘晓波、王力雄、刘军宁、余世存……非主流状态下的思考和探索尽管显得异常艰难，但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不可遏阻的力量。
我对这条道路能让我们走出泥沼持悲观态度——传统文明从来没有使中国民众获得人的尊严，因为这套所谓文明体系是以统治者的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我们不妨把这套文明命名为王权主义文明。尽管我所敬重的刘军宁、余世存等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明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我却以为，要想在反动腐朽的儒家政治理论之树上嫁接民主宪政的枝条，并进而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果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经走出一条可资我们借鉴的东方式道路，我们应该从成功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身上吸取智慧的力量。这不应该只是草根阶层的愿望，也应该是高视阔步、顾盼自雄的成功人士的愿望，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到哪里去——这个急迫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血性。胡发云以他的杰作唤醒我们残存的血性和良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拥有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