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此书成于1999年，当时正值新中国50年庆典，唐老先生人在美国，却心有所感，所以就选取了自1949——1979这三十年的历史，为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做了一番素描。
书中介绍了自共党建国以来，各主要领导人的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毛氏政权建立之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种种复杂情况，分析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各种原因。总体来说，此书比较客观的介绍了新中国建国后大事件，使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冷静犀利却又不失诙谐的笔调指出毛的出现是中国帝制的回光返照。毛读史书极多且能活学活用，深谙权谋之术。贬彭，废刘，逐林都可见其对政敌的血腥与无情。派长子监军，是受了《触龙说赵太后》的启发，苦心积虑的培养接班人。殊不料造化弄人，人算不如天算。只可惜这场意外在很大程度上连累了彭德怀这个耿直的湖南汉子。刘在搞建设上比毛要强的多，他满心以为可以顺利接班，却想不到一个坐在权力颠峰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交出大宝。几个回合下来，刘被打倒。可惜的是为了一场权力的交接，却让我华夏神州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当中。毛不能忍受还算中正的刘，就更不能容忍一个对他宝座虎视耽耽的林，林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知晓。
毛不能忍受别人否定文革，更看到了斯大林死后的局面，所以他最终拿定主意传位给自己的老婆。可是他又深知凭那几个人的能耐，不过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他要找人托孤。可是他的老战友死的死，靠边的靠边，只剩下以总理为首的一批务实派。毛对周是深为忌惮的，身前罢相却没有成功，加上周本身的政治智慧和委屈周旋，周始终屹立不倒。周死后，毛评价周是”阴险的知识分子”，甚至连周的追悼会都不出席。可见毛对周的嫉恨之深。毛本以为提了个没有资力，没有背景的华，可以保家人平安，做梦也没有想到抓自己遗孀的正是华。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声中前行的。时代车轮每一次向前的滚动，无不是以血流成河为代价。庆幸的是，历史的车轮总算是向正确的方向滚动了。可是这些能掩盖一切不幸和血腥吗？那些真正经历了那个岁月而有良知的人，是不会因为几篇无关痛痒的”伤痕文学”而忘记那段噩梦，不会将那些血迹从记忆里抹去。可惜的是，总有些人希望我们的记性不好。
唐先生书中的观点颇为尖锐，在书中提出的最核心的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这三十年，中国大陆“人民政府”作为一个专制政府，具备了向现代民主政府转变的一些因素，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转变，反而使政治体制的演变在这三十年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无法接受的逆转。另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三十年再也不会重演了。
第一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然而唐先生却罕有地从个人旁观者的角度，给出了这段历史何以逆转的个性化的解释。在唐先生看来，建国后的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究其原因，当时恶劣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固然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则是毛泽东本人受到了当时苏共二十大的刺激。
在当时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这不仅在国际引起轩然大波，也使毛深受刺激。在毛看来，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从北伐时期开始，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就是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王明从苏联回国时，在延安没有任何势力的情况下，毛都不得不摆出高姿态，对王明大加称赞。而当毛利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时，更是看重苏联方面的态度和反应。不仅如此，斯大林作为苏联的象征，同时也是毛的榜样，《联共党史》在中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恐怕连斯大林本人都想不到（参见高洋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苏联对斯大林的彻底批判，使得毛很担心自己将来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而当苏共二十大的内容传到北京时，周、刘等人甚至觉得中国也有必要参考苏联的经验，反对一下“个人崇拜”。这就不能不使得毛的神经马上开始紧张起来。
虽然今天的人们暂时还不可能知道更多细节，但是可以想象毛在挑选合格的接班人问题上肯定颇为苦恼。至少，他要保证这个接班人将来不会反对自己。唐先生从这个思路出发，认为毛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其实是江青，因为江青在党内所有的威望和权利都来自于毛，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江青不仅不会反对毛，而且还会继续保持毛的崇高地位毫不动摇。但是他又深知江青能力才华均不足以服众，即使“四人帮”形成之后，也无法获得老人们的全心拥护，因此他施展惊天手段，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以期为江青接班“保驾护航”。
对这一过程，唐先生并没有如《往事并不如烟》那样对个人命运在这一时代的扭曲和痛苦津津乐道，而是以政治家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在唐先生看来，刘作为国家主席，大体上“公忠体国”，总算是兢兢业业，认为刘的为人也算是老实厚道，和高洋教授在《红》一书中的评价大相径庭。即使对林彪，唐也认为其主观上并不想“夺权”，但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林公已经被毛推到火炉上烤，生死之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了，所以林立果不肯坐以待毙，启动“五七一工程”以图自保。在这里，唐用颇爱惜年轻人的口吻，一方面说他是北大的高才生（也算是精英份子了），另一方面则多少有点不屑地打趣，说蒋介石当年出了天价要买老毛的头，戴笠手下多少专业高手，都未能成功，凭他一个小毛孩子，又怎么可能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毛。唐先生根据种种细节推断出，事实上不仅是林彪的指挥系统完全掌握在毛的手中，即使是林彪本人及其家人也全部置于毛的严密监控下。用“仓皇”一词来形容林彪的出逃，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有趣的事，毛当年一直说“中央有两个山头”，唐先生也同意毛的这一判断，并推举周为另一山头的Leader，甚至还罗列了两个山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主张，今人读来，颇有可玩味之处。
唐先生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这三十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出现过，但是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继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条道路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唐先生在文中提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大约需要花二百年时间”。从1840年中国和西方现代文明正式接触开始，中国已经走了大约160年，根据唐先生的观点，中国还需要40-50年时间，彻底走出三峡，完成历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