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告密是人类最下流的不耻行径之一，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已断续进行了十年。告密是任何专制社会非常热衷使用的统治术，简单说来，它有几大副作用：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
网络上相对自由言论的兴起，中共还是像周厉王用巫谤监一样，花纳税人的钱，将我们的骨头熬我们的油，培养一大批网监，来做许多令人不齿的事。而许多网监并不知道吃网监这碗饭，虽然可能拿着高薪，但却是让人格卑劣的工作，许多人吃着这肮脏的饭而不自知。更有无耻的门户网站新浪，居然在博客文章下面设一个“有奖举报”的点击键，这是一种令人愤慨的无耻行径。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蔑视和侵犯。
今传一篇与告密有关的旧文出来，以自我督促加紧我手中的《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之所进展不快，除了资料搜集烦难外，更主要的是，我这不是什么拿基金的研究项目，这是纯粹的个人研究。我得考虑用其它写作来养我的这种研究，因为这里面会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进展比较慢。请诸位期待已久的朋友谅解。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的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与摩罗极有同感，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这种出卖亲友、告密攻讦的事，口头流传者甚多，而有案可稽者相对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近日所读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里便有记载。起因如次：由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与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少数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是近邻，因此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且当时谭其骧被借到北京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在多事的1955年，满以为在北京能轻松过关，哪知在“上海却祸起萧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党委，揭发他与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 （P233）在全国上下批胡风反党集团时，这一告发所具有的重要的暗示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原则，历史系对所谓‘三人小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 （P234）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不过，谭其骧至死也不会想到，写匿名信揭发‘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 （P236）生前谭先生还曾说：“不知谁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笑话。”他哪里知道，当时所谓的“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风气，已经把他自己亲人的告密潜能都激发起来了，说彼时人们的生活险象环生，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按葛剑雄先生书中所示，李永藩告发“三人小集团”，主要是因为“李永藩说话随便，马长寿一天对谭其骧说：”老谭，你要管管你老婆，别让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恰巧李在隔壁听到，由此怀恨在心，等运动一来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另外，彼时李永藩一度欲与谭其骧离婚<并不是真的想离，只是谭经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李想让谭陪着她，便采取如此急切之策），因而干这种告密之事不止一次，后来单位得知系她所为，便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葛剑雄在谈到李永藩告发谭先生时说，”李永藩的行为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他最后还是认为”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P236—237）对于李永藩这种告发自己丈夫的事，我不敢说”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的确是时代悲剧和制度给予的某种暗示和号召。
而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里也记录了几起他的大弟为表积极，与其划清界线，对其进行子虚乌有的告发的事。文革开始前一个月，流沙河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家乡劳动监督改造，大弟余勋鉴觉得他这个“大右派”哥哥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抬不起头，并且为了洗刷作为地主家庭的罪过，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幺弟对流沙河很好，常从他识别北天的星座，以及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余勋鉴便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而且出手打幺弟，后余勋鉴被居委会臭骂一顿并写了检讨，但他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见《流沙河随笔》P62）做告密这种事自然是不容易收手的，而且有时还颇能上瘾。有一次，流沙河看《高尔基论文集》，被他大弟看到后告发为在看“苏修的书”，流沙河辩解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而那个监督他的白脸鸡却说：“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P73）弄得流沙河瞠目结舌，百口莫辩。
还有一次，流沙河戴高帽子游街后，造反派让他把高帽子保管好，以便下次批斗时再用，于是他将其悬系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P111）不特如此，余勋鉴觉得告密并未把流沙河完全整垮，于是就动手打他，兼骂他的妻子为“滥货”，总之是百般刁难。他哪里知道，由于余家被定为地主，有天然的不能脱干系之处，即便你把右派哥哥整垮弄死，你也摆脱不了挨整的厄运。随着余勋鉴可利用价值的丧失，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斗，此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P140）我要说，除了个人的品质外（当然我们没必要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袒护），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均是与某种号召与环境的暗示密不可分的，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必然后果，更是法治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铁定结局。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全国出现，乃至影响到父母兄弟，人人自危，互相攻讦，其波及面之广，实古今中外之未有，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专制集权下的必然产物。就像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回顾对其父不理解造成的悲剧时所说的一样， ”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日记》P422）。
1998年2月21-22日晨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