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世界文明史的视角
就广义而言，凡非现代民主政治都存在无赖的可能性，并且，在西方政治历史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也有这种倾向。苏格拉底因提倡非民主政治即知识贵族或曰哲学王的治国理想，被处以死刑，算是典型的无赖政治的政治行为。
拜占庭帝国作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其无赖政治风格同样也十分突出，如政治贵族间的深刻猜忌与暗算（杀）的盛行。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以西周政治成熟为标志，同样存在无赖特质，比如周朝“世袭罔替”与“天命不予常”的内在冲突，还有秦汉乃至唐代的酷史政治，十分明显地或曰更加狭义地表现了中国政治文明中的无赖性格。
一、以曹魏政治为案例的定义
正式以意识形态方式提倡无赖政治的政权（或曰统治结构）是东汉神学经学崩溃后的事情。时代所需要的共时性政治特征与历时性完全脱节，所以统治精英就必须技术性地采取“瘸腿意识形态”。曹魏政治的“偏贤”及其后的司马氏“偏孝”，均说明了这一点。按民国期间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考证：曹魏政治的无赖性是源于士族与宦官政治的对立，即曹操实为宦官家系（出身）背景，以打击气节为政治方向，即“提唱无赖之风，而摧抑士气。”
“士气”，仍是基于神学经学未败的假想基础，并不完全具有政治道德的应然性，但是它毕竟表达了一种保持君权与民众利益尽可能平衡的愿望。不幸的是，曹魏政治的功利性远在道德性之上，所以才有了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曹操的“唯才是举”令。
这个被后世误读为“政治改革”的经典，彻底排斥了神学经学尚可取的那点道德残值性，称为“若必廉士而后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所以，曹操本意是说：“你即便有受贿行为或有与嫂子通奸的过犯，也无所谓，只要拥护我，就可以。”
也是在这一年，冬天，曹操又发布了著名的退还封地的文告。该文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封地可减少，但军权绝不能交，称为“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归纳曹操作为标准的无赖政治始作俑者的操作手法，无赖政治的概念也就有了义特征：
1、以“政治上正确”代替道德上的正确，或曰当下权力完全与道德等量；2、军队国家化（或皇权统驭军队）被否定，或曰军队完全从属于特殊利益集团。
二、现代政治以来的状况
中国现代政治或以洋务运动（1860）为始，或以戊戌变法（1898）为始，乃至于以中华民国立号（1912）为始，但终未自觉地放弃无赖政治。
作为政治文化观察的一个特定视角，仍以以上“标准定义”看：
1、国民党的训政政治构架，导致了蒋介石时期“一个党派，一个领袖”的逻辑结果。这种恶劣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蒋经国时代“解禁”即进入宪政轨道之前。
2、国民党高喊军队国家化之“道德”要求，并要割据的共产党完全归化于这一体制。但是，双方的实质选择都是“党军政治”，根本仍基于曹魏的军队从属特定利益集团的本质。
在国民党的统治在大陆崩溃后，共产党实际上没有发生“革命”，基本上是复制了国民党的统治要点，准确在说继承历史传统中的无赖政治习性。除了以上明确的二点即“一党、一领袖”与“党军”体制之外，共产党强化了对混合着中国古典化以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为肤浅色彩的“士风”的摧抑。其社会学后果是：1957年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最后的传统道德依托，必须坚定选择“政治上正确”代替“道德上正确”的现实模式。
此前，《共同纲领》的短命，实际上就是一个预警信号。此后，反右中的核心问题即打掉“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的企盼，则也可以理解。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在是无赖政治的一个高峰。稍后，在邓的解冻时代，“党军”问题仍然不允许触动，但“道德上正确”有所抬头，尽管邓的“猫论”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有着惊人的一致。
对“右派”一概“宽容”（其实根本不能成其为“平反”），在一定意义上激励了传统士风的抬头。但，不幸的是，由于权力核心集团不想以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为参考，结果发生了让世界震惊的“6.4”事件。
“6.4”事件不仅大大削弱了共产党政治的合法性，而且从根本上给关心中国政治逻辑导向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能否超越伤痕文学式的批判，从政治文化视角上看待中国无赖政治的习性。
递进而言，“控辩双方”若不共同性地放弃广义的无赖政治传统，这个国家（文化共同体）能摆古典崩亡的灾难吗？就稍微长轴即暂时搁置伤痕类批判的情况下，是否我们仍能发现一组密码：毛泽东从文化上“为曹操平反”（可以将1959年《文姬归汉》之民族主义表现为细节观察点），到江泽民无可奈何地代表一切，改革中“道德上正确”的复位本身就是一个必然的悲剧。
三、国际参考：无赖政治的外在奥援
中国无赖政治本身就有文化传统，恰在此际，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思潮即列宁主义的“国家暴力论”（彻底摧毁契约论的诉求），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复苏。此中最大的危险（至今仍未消除的迹象）就是：（1）法律的生产权力完全控制在一个党派手中，而《宪法》往往成为被曲解的必然对象，比如宪法的批评政府（当然应含“党”）
权利被巧妙以“煽动颠覆”罪名来虚置；（2）中央权力在无法生产道德的制度工具（工具理性）之时，反而以生产道德（价值理性）为己任。
如此，导致了更进一步的矛盾：
1、宪法尊严被符号化为政治空头支票，政治上的“举手之劳”
如开放言论成了“势比登天”的政治假想。
当然，弹性的或策略的放松并不是没有，然而毕竟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中“直言不讳”仍是一个古典道德要求。
2、“新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陡然错位。
这是一个尚未受到全世界关注的特殊现象。就西方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有“象牙之塔”可退的，或曰他们基本不带所谓的“民间色彩”──当然“更不官方”；就中国看来，象牙之塔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退身之地，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散落在民间。作为一个公共价值生产簇群，其中许多人（甚至是绝大部分）缺乏基本的哲学工具使用的自我训练。
如此，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便真地“共产党一夜垮台”，中国社会也并不能必然地防止无赖政治的复现。
3、社会本可自发生产“道德上正确”资源点（如宗教），还是纳入行政管理之下的政治控制。
回到本小节的主题上来论，推动中国无赖政治“现代化”的国际动力，在理论溯源之外，我们仍能看到“权力高于一切”的或明或暗的影响。东德的昂纳克政治最典型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党，作为“政治上正确”兼“道德上正确”的社会标准生产者，试图与一切可能道德资源点争夺权力。因此：
A、NGO的生产速度极其缓慢；B、把本可“合法化”的NGO压迫到潜在的对抗边缘；C、道德生产竟然需要许可证；D、政治选项的逼仄，使“国家统一”越来越呈现伪命题化状态。
结语：现代化，可能归为梦想
在许多人士看来，中国实际上应告别现代化，借助民族主义底蕴，回归到“新儒”时代，或者以“软印度”（佛教国教化）方式排斥现代化。这种思潮本质与回归毛主义，并无一致性，因为毛主义在文化底蕴上虽然紧紧地抓住了传统中的无赖政治，但在机会成本的压迫下，它还是认可了自己是现代化的一个波段的。简单地说，与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即现代的代表（美国）的媾和，不是邓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毛政治晚期一个“投降”活动。
中国经济体积庞大后即与整个世界的依存被大大提高后，必然要面临对政治现代化的新一轮形而上的反思，其中，摆脱无赖政治传统，将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指标值。
摆脱不了无赖政治，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007年1月7～8日构思于北京访友过程中并交流部分观点，1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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