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要脱节的
（一）
杨善深老先生从加拿大回来避寒，黄俊东月底就要到澳洲定居，蒋芸设宴洗尘饯别，召我们几个人做陪。红酒过了七、八巡，大家逼冯叶清唱一段京戏，冯叶说不弹此调久矣，唱词都忘了；董千里先生是行家，答应在旁提拨。冯叶唱了两句《苏三起解》不唱了，我们拿纸笔让董先生写下那最著名的几句，冯叶不得不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过往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把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丧，到来生变犬马当报还……」京戏唱词很有味道，我不懂戏，光看那词也消魂，何况冯叶声音好听。她家学渊源，薰大的。
我很羨慕董先生那一辈人都有曲艺修养，肚子里有文化。沈苇窗先生在世的时候有几次跟他吃饭，听他说戏，印象深刻。他编的《大成》杂志每期都有这类文章，我都看。在台湾的时候读齐如山的书，文字好，故事多。后来读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章大好，眼界大开。黄裳先生新书《妆台杂记》里有一篇谈许姬传的遗著《许姬传艺坛漫录》，说「姬传笔墨最出色当行的是白描」，举了他在张勋堂会上记孙菊仙的一篇为例。黄裳先生说许姬传举重若轻，他的散文有特色，不加粉饰，纯出自然。黄先生还说：「他出身旧家，从小受的是传统文化薰习，简直没有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他自己说爱读《红楼梦》，吸取的是传统的写作方法。有的人就批评他纪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笔墨陈旧，与时下的文风脱节。我看这正是他的特色，弥足珍重的特色。」
（二）
脱节又怎么样？我打心底里偏爱跟时下文风脱节的文章。我这一代人文化文字的根底已经大大不如上一辈人了，还不从他们笔下的特色去乞求一点营养，迟早要变狗屎。文章都要向不中不西的「时下的文风」看齐，未免懦弱了些。上个星期去世的英国著名学者Isaiah Berlin是很出色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法新社的电讯里说，「近年不少学者却开始质疑他的学说过时」。有根有据的学说跟所有站得住脚的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是艺术。艺术讲究的是贝聿铭说的「延续精神」，是承先启后的不朽的有机结构，不会过时。学者必须具备历史意识。具备历史意识的人都知道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艺术品」都不会死：唱了上百年的《捉放曹》还有人在唱；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修练英文的陈年灵丹；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不会去敲破前朝的青花瓷器。那些正是黄裳先生说的「弥足珍重的特色」。批评Berlin学说过时的学者摸得Berlin的屁股就算祖宗显灵了。
黄裳先生说，许姬传出身名门，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喜欢搜集书画和古玩杂器，与张葱玉、吴湖帆、叶恭绰等收藏家来往，写《家庖漫述》记他们家的名厨名菜：「为这一时期的艺苑氛围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是文化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些当然都是跟时代脱节的零珠碎玉，却是真的珠和真的玉，比时下流行的人造珠、假翡翠高明一千万倍。难道还要许姬传捧着这些珠玉「将身来到大街前」向「过往的君子」兜销？
我们看电影去！
（一）
报社的老校对退休了，在古董店里无意间买了一张椅子，掌柜的说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黄花梨四出头珍品。老校对把椅子扛回家，女儿嫌它讨厌，退给古董店人家又不要，寄卖也不行。那阵子博物馆里有一批文物被盗，穿制服的人开始进出老校对的家，也领着老校对去问话，闹得满城风雨：老校对私藏一张国宝级的明式椅子！官民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原来椅子是假古董，给老校对的退休岁月平添一段喜怒哀乐的插曲。
这部大陆拍的新片子叫《椅子》，斑驳而古雅的气氛贯穿整部电影，荒谬而滑稽的故事教人低徊不已。我很喜欢看这样平实的叙述，不论电影不论文字都喜欢。不是说高深的作品没有价值；越高越深越难懂的作品越衡量不出价值来，可能无价，可能非宝。平实的作品看了容易有反应，是好是坏不难判断，因此也越难处理得好：烂兮兮的平实电影和平实文艺满街都是。《南方日报》的《南方周末》上个月底登了半版探讨国产电影的专辑，有分析，有调查，发人深思。他们对国产故事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找出了观众的意见。百分之十七点九的人认为国产故事片「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百分之十四点零四的人说那些电影「胡编乱造，庸俗浅薄，迎合低级趣味」；百分之十四点五七的人觉得「说教太多，宣传味太浓，令人反感」；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五的人甚至认为「内容虚伪或矫情，根本无法令人感动」。佔的百分比最高的一种批评是「故事情节欠吸引力，常常看头知尾」，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六的人同意这项说法。「演员」懂得塑造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明星」只会展示自己一成不变的外形，难怪有百分之十五点七五的人说国产故事片「人物形象塑造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血肉」；百分之十点七零的人甚至抱怨「演员徒有其表，演技太差」。导演的学问知识和人生经验决定一部电影的气魄和内涵。《椅子》中老校对一颦一笑都点出旧式文化人孤傲而善良的性情，导演经常注意用背景的情调去烘托这一份内心世界，浓淡适中，有一点苍凉，有一点倔强。具备这样功力的导演不多，百分之十五点八八的人觉得「导演没有个性」。
（二）
在市场开放、竞争激烈的时代里，滥竽充数的作品不太可以侥倖卖座，除非是三级色情片。《南方周末》的调查有百分之十点五零的人相信「缺乏资金以致没有大场面，大气魄」。我不觉得千军万马、回肠荡气就一定动人；我比较认同那百分之十二点六零的人看不过眼的现象：「技术落后，粗制滥造，音响效果太差」。至於百分之八点八六的人认为电影「宣传手法简单雷同，无法吸引观众」，还有百分之八点三三的人抱怨「影评商业化，只一味讨好、欺骗或误导观众」，大概也是事实，虽然「欺骗」二字未免言重了。我留意大陆的一些电影杂志以及报纸上的影评，真正好的真是不多。优秀的演员和优秀的作品比比皆是，摆到电影杂志里却变得非常庸俗，也许真是「宣传手法简单雷同」的恶果。我看过一篇写李保田的长文，那是写得好的，不八股。调查中最受欣赏的女演员巩俐、宁静在电影杂志里看到的始终只是她们的明丽，写不出她们骨子里的「戏」。
送别书店巡阅使
（一）
《妆台杂记》里有一篇《隔山买牛》，说作者过去有遛书店的习惯，每天午饭后上班前总是匆匆到几家书店浏览一过，也总会挟几本书回来，空手而归的时候是极少的，终於得过一个「书店巡阅使」的雅号。黄俊东跟黄裳先生完全一样，四十几年风雨不改，是香港读书界著名的「书店巡阅使」，写书话，写掌故，十足书虫。他看到我写叶恭绰的《遐庵谈艺录》，说找了几年找不到，来电话告诉我他有这部书，找出来一定给我。这几天他忙着运书出国，看到这部「古籍」，题了几句话带来给我，教我高兴得不得了。
二十四年前我赴英前夕与俊东话别的情景依稀记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故人伉俪要去悉尼定居，我们几个朋友一餐接一餐给他饯行，虽是一样的离情别绪，想到交通方便，世界缩小，瞬间去来，也就释然。真是三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期间十几年还在同一个机构办事。我们癖好相近，工作交往，私下谈天，一向心领神会，毫无扞格。编我们那一代的杂志不能没有人人口中的这位「东叔」，缺图片缺资料缺补白，他一夜之间就弄出来了。铅字房印刷厂的运作他熟悉，「黑手党」都是他的朋友，不会欺负我们。像东叔这样的旧式读书人不多了。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报馆门口看到他一手撑雨伞一手提了一包书匆匆冒着风雨过马路赶搭公共汽车，心中一阵苍凉，久久百感交集。满头的黑发默默熬到满头的斑白，昏暗的排字房变成死白的植字房，蓦然回首，文人书生的文化事业忽然转为不太识字的文化企业，东叔乾乾净净退休了。他送我的《遐庵谈艺录》里夹着一张小小的陈年车票，印着中华汽车有限公司，面值二毫，编号ER3281.那该是东叔几十年前买书后搭公共汽车的车票。
（二）
书是厚厚的线装本，车票之外，还夹了三张剪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报上登的一篇《遐菴杂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大公报》上翁继耘的一篇《叶恭绰论词》；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公报》上王益知的一篇《胡汉民墓前铸不匮鼎》，插图是叶遐庵手写《不匮鼎撮影及拓本跋》影印。遐庵这篇字工整刚秀，跟流传的条幅扇面上的字体不一样，叙述胡汉民殁后他主张铸一大鼎於墓前的经过。《遐庵杂俎》当是他在报上写的专栏，这篇主要录了《汉晋木简序》一文，附三段按语与后记。《叶恭绰论词》说的是太平洋战争之前，叶先生在港大做了一次关於古玉的演讲，翁继耘当时是记者，奉派去做记录，写好后拿给叶恭绰过目修正。叶先生当时住在半山干德道一位朋友家里，翁继耘等他改完稿子后向他请教蒐集清词的事。那是一件艰钜的工作，年轻的饶宗颐先生是帮助叶恭绰工作最力的一人，可惜战火一起，事情就搁下来了。过了好多年，海宁陈乃乾的《清名家词》十厚册出版了，卷端有叶遐庵的序文，说「后生可畏，先我着鞭」，这部书与他所拟者相去无几，他蒐集的清词「殆欲焚笔砚矣」。
我彻夜翻读《遐庵谈艺录》，世德骏烈，先人清芬，可记可谈者还有许多，以后再说。草成此文，为的只是谢谢书店巡阅使赠书之雅意，并祝一路顺风。
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
（一）
《公文救命》刊出后，一位退休公务员传了一封信到我的治事处来，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各部门大小官员确实必须多多磨练公事中文，并且应该参考民国以来的公文，以此为基础，尽量学会书写简明扼要的公函与报告。这位先生要我不妨以手头资料为例子，多写几篇让人借鑑.他说他读过胡适书信集，觉得胡先生的白话书信清楚明白，却嫌太过白话了，不如他的「半文言信件值得参考」。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二）
不论上行或下行，公函都不宜插入太多空泛的客套话。胡先生高风亮节，待人以诚，笔下没有一句废话，全篇散发谦和高尚的尊严。做官的要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气概才会华美。他当驻美大使期间，国际局势一有大变化，都要汇报国府。这种报告当然更要写得简洁了：「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全篇报告都直截了当，短句取胜。胡先生的结论是这样写的：「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听说，胡适之的公文电报多是亲拟手稿的，删改一多，必须清稿，由傅安明负责。有些时候胡先生也会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秘书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往往会再给周鲠生教授和刘锴参事过目。傅安明回忆说：「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由此可见，政治游戏非常複杂，胡先生不得不步步为营，力求万全；这样一来，所有电报公文的措辞轻重自然马虎不得。高明如胡适之都要请人过目，免得败事，别人更不必说了。
读金性尧史评漫兴
（一）
读金性尧先生的书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尤其喜欢读他论清代笔祸的鸿文，报刊上一有他的文章也必定细读。老先生今年都八十一了，还可以「考评史事，议论诗文，拈来便是题目」，真难得。最近，广州的朋友沈展云给我寄来一本金先生的新书《饮河录》，书名别緻，典出「鼹鼠饮河」一语，寓意欲望不大，极易满足。金先生说这本书内容都谈古人古事，常常为抄书而踌躇苦恼，不抄原文却又很难取信於人。他举了昭君出塞为例，说是汉家大事，长为后人所艳称，多少诗人为她歌咏感叹，惋惜一代红颜的终身竟误於贪金的画工之手。经过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看了《后记》里这段话之后，先翻读书中《昭君出塞的真相》，觉得引用资料非常简洁，条理分明，也不沉闷，肯定比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亲切。金性尧在排比各家议论之后，还是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教人加倍缅怀昭君幽怨的一生。他说：我姑妄揣之，《后汉书》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恐是从《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云云而来，因为汉既以昭君赐单于，则昭君必是天生丽质，而此一丽质尚待诏掖庭，猜想心中必有怨意，由怨意而又有自请之行，然后便有元帝惊艳。我们从文学的眼光看，倒是很有欣赏价值。
（二）
扬之水替这本书写的《跋》开笔就点出金性尧文章的特性：「很早就喜欢先生的文章，最初的「相识」，大约就是从几篇旧文开始的。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是对的。金先生考评史事的文章篇篇都做到平和与通达，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史书不可能无偏袒；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格外需要阅历与识见，也不可没有敏锐的思绪和感情。判断和结论无非只是判断和结论，历史家既乏起死回生之术，证据是不可能从古人的墓园里长出来的。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做着「读史漫兴」的工作，尽量利用虚无缥缈的史料营造一座历史气象的主观複制品，供人追忆，供人深思，供人借鑑.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文章发挥了这一层功能。他在《清代笔祸录》一书的《前言》里说：「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字狱也将成为历史的魅影，今天面临的是新的时代，维护良知，发扬宽容，免於恐怖，耻於诬陷，是一切明智者的共同祈望。」这正是金性尧议论古人古事的深意与寄托。
《饮河录》里有一篇《絮叨》谈他早年的私塾老师忻江明先生。他说，忻师是遗老，歧视革命党人，对章太炎也带轻蔑的口吻说：「何谓太炎？」但并没有禁止学生读章太炎文章。有一次，他冲口而出问老师顺治太后下嫁事，以为老师一定责怪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没想到老师竟回答说：「入关初期，也说不定。」他觉得老师的头脑真开通，师生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些。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开通。
杜德桥这位英国教授
（一）
久闻牛津大学杜德桥教授（Glen Dudbridge）的鼎鼎大名。他一个多月前过港，查先生设宴洗尘，请了潘宗光、赵令扬、闵福德、何文汇等几位朋友和我做陪客，我才第一次认识这位汉学家。杜教授温文清臞，大有中国士大夫风范，国语讲得极顺当，昏暗的西餐厅里几乎忘了他是英国人。饭后我们送他到地铁站过海，路上听他讚叹香港蜕变飞快，跟他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我对他治学的历程很好奇，可惜没有时间多请教。前夜灯下翻读柳存仁先生《和风堂新文集》，在下册《「西游记」简本阳、朱二本之先后及简繁本之先后》一文中，看到一段跟杜德桥有关的故事，趣味盎然。
柳先生说，一九六九年或稍早的时候，牛津大学龙彼得（Piety van deer Loon）和杜德桥发现藏在牛津的明刻阳本《西游记》，成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一件大事，特别是研究《西游记》的早期版本的里程碑。他们发现的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发现这部重要刻本之前，中国老辈学者们乃至柳先生这一代学人，大家不免走了好多冤枉路。柳先生说，过去的文本提到玄奘出生的第十二回，并没有提到玄奘儿时曾经浮江的故事，「江流儿」之说也就不通了。那些文本只说父亲被害，留下小姐，正值金蝉降生，恶党刘洪欲除根，急令逼死；小姐哀告再三，将孩子放入匣里，着人送到金山寺去，迁安和尚收留，「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法名唤做陈玄奘，削度出家……」。杜德桥发现的明刻阳本则说明玄奘是曾经给放入匣里抛入江中的：「小姐再三哀告，将儿入匣抛江，流至金山寺，大石挡往。僧人听见匣内有声，收来开匣，抱入寺去。迁安和尚养成，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法名唤做陈玄奘。」
（二）
柳存仁先生做学问细心出了名，和风堂文集里几百万字著述固然可观，这新文集两大册也教人难以相信今年八十高龄的人精神还那么旺盛，功力还那么深厚，难怪他那么赏识跟他一样细心的杜德桥。杜德桥说，他过去读第十四回，看到来搭救唐僧的老叟和唐僧说话，唐僧说：「贫僧二从人已被寅将军、熊山君，牛处士食」，觉得前头并不曾提起寅将军这个名字，唐僧原是不应该知道这个名字的。发现明刻阳本之后，才知道前文「諕得三藏从者魂飞魄散」一句后，本有「魔王寅将军喝令绑了……」之句，坊本「魔王」下脱「寅将军」三字！
古书校雠是历来读书人测验学术修养的一大法门，琐琐碎碎的小地方都不可放过，一字之定夺几乎是文章生死之判决。柳先生谈到第七回齐天大圣和如来佛的对话，写到两人打赌时，条件一订下，大圣说「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这句文字其他本子皆同，只有阳本卷一里作：「善士！你做得张生吗？」佛祖道：「做得！做得！」那「张生」的「生」字，当是「主」字之误，「张主」是元、明口语早期的用法，《金瓶梅》、《醒世恆言》等小说里都有。柳先生认为，这里「张主」的用法当比「主张」要早。这种地方，杜德桥这位教授大概也做得主张。
说秘戏图
（一）
近年各地拍卖行拍卖的古画古瓷，都有画秘戏图者，清代的画得细緻生动，民国初年的比较俗气，索价都不便宜。去年我在国货公司里见到一套瓷砖春宫，不过七、八十年历史，褐红色彩，开价也贵得不得了。《古玩谈旧闻》里说，民国十五年左右，张学良藏了一幅长卷春宫一百单八式，铅粉绘画的部分变黑，送到琉璃厂玉池山房修理，精緻细腻，妩媚多姿，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仇英手笔。春宫画得好，自有其艺术与文化价值。十几二十年前，我在英国与荷兰陆续买到一些欧洲新新旧旧的秘戏版画，都小小张，传神得很。后来注意到欧洲各地的春宫藏书票，两三英镑一张，当时算很贵了，但确实好。最后是专收大名家Mark Severing限印签名的版画春意仕女藏书票，也有秘戏图，玲珑娇媚不可方物。几年前画家去世了，作品都绝版绝巿；伦敦那位老书店老闆帮助我「建立」起我的severing 藏品，写信警告我不要随便出售手头那批精品，说价钱正往上射。过了不久，连老书商都走了。我非常怀念这位饱学的老朋友，那批藏书票都保存在一个大紫檀木匣里，算是纪念他。伦敦藏书票协会几个认识的会员都写过信要我出售或交换，我都婉拒了。我想，论erotica 藏书票，severing是欧洲第一枝笔。
（二）
看陈重远的书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以来，男女秘事沿满族习惯逐渐神秘，但皇上家闺女出嫁，都先派个机灵的丫鬟跟额驸睡觉，试试额驸能不能房事。大家闺秀出阁前没有性知识，嫁妆中於是备有春宫，以供借鑑.那些春宫有画卷，有扇面，还有炕上床上铺的瓷砖，用意都一样。听说早在康熙年间就有这类嫁妆货，不算什么艺术作品，只是个别画卷、扇面会是出自名家之手。到了清末民初，春宫图渐渐泛滥，成了诲淫之物了。
老古董商邱震生对着陈重远回忆说：「我少年学徒时，虹光阁有春宫图，掌柜的不让小孩子看，放在柜子里锁起来。我长大后做古玩字画生意，见到清代的遗老、老翰林来淘换春宫，当时我认为这些老东西真不知好歹，那么大岁数还好色！后来听了一些有学问的老人讲，才开了窍。」
（三）
春宫秘戏确实可以引发古今中外士大夫的雅兴，也许是为了满足窥秘心理，也许是纯粹的审美享受，只要没有危害个人的道德行为，从纸上的合法远观发展成床上之非法近狎，当也无害。比较值得警惕的是这里面的性别岐视意识：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笑赞》中赵世杰半夜睡醒对妻子说：「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女有甚差别？！」世杰打她一顿。京剧《红梅阁》说奸相贾似道宠爱歌姬李慧娘，一日同游西湖，慧娘见岸上斐姓少年英俊，赞曰：「美哉少年！」贾似道游罢回府杀慧娘。这是天生的心理障碍。徐树丕《识小录》说，有一位官至司成的人，儿子娶妇於郡城，妇美而才，爱上一少年，事露，司成要致少年於死，其子反而帮少年，司成气得病了。书上说那美妇人能画，人物绝佳，春宫尤其画得精。真了不起。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
（一）
远地的朋友到江浙一带去找当代中国竹刻家的竹刻，说是去时秋已晚，一城一镇慢慢寻梦，快到立冬才经香港搭飞机去南洋，竟只在杭州看中徐素白的一件竹臂搁，刻花鸟，聊胜於无了。他来香港停留一夜，在我的书房里看到常州范遥青刻的臂搁，是晴雯，右上角刻「霁月难逢卿辈人」，空三字位刻小小「晴雯」二字，喜欢极了。他说他有范遥青刻的花卉笔筒，没有他刻的仕女：「《红楼梦》里我最锺情晴雯。记得林语堂写的那篇《晴雯的头发》吗？」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样一篇文章，不记得老先生持的是什么观点。朋友要我写信问问范遥青肯不肯替他刻一件晴雯。我说我试一试；遥青有艺术家脾气，未必肯。
（二）
晴雯确是美的。王夫人对凤姐说：「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后来王夫人见到晴雯抱病，钗嚲鬓松，衫垂带褪，冷笑讥讽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个轻狂样儿给谁看！」王夫人怕晴雯把宝玉勾引坏了。写《漫话红楼奴婢》的周锡山说王夫人有恋子情结，说到晴雯语气总是酸溜溜的。凤姐也承认丫头们里谁都没晴雯长得好，可是，「论举止言语，她原轻薄些」。其实晴雯一点不轻薄，倒是周锡山说的那句：「性格极为刚烈，嫉恶如仇，脾气又急，闻名全园」。傻大姐拾到一个香囊，掀起抄检大观园的风波，抄到怡红院，晴雯正病在床上，一听「挽着头发闯进来」，掀开箱子把东西倒了一地，破口大骂王善保家的，大快人心。宝玉的雀金裘烧了个洞，晴雯怕老太太、太太骂宝玉，抱病「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咬牙捱着补了一宵，力尽神危，宝玉忙命了小丫头来替她搥着。
（三）
曹雪芹想必跟林语堂一样喜欢晴雯的头发。随便翻翻写晴雯的段落，「钗嚲鬓松」自是媚态的表徵，也是狐狸精的符号。后来又见她「挽着头发闯进来」、见她「挽了一挽头发」补雀金裘。浓郁乌亮的长发加上那匆匆一挽的姿态，早就成了中国言情文学的关键语言。一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确是从唐朝一路拖着长长的秀发拖到晚清：花映垂鬟转，香迎步履飞；发鬓垂欲解，眉黛拂能轻；髻鬓低舞席，衫袖掩歌唇；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鬟；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娇鬟低嚲，腰肢纤细困无力；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起来绾髻又重梳，弄妆仍学书；娴娇弄春微透，鬟翠双重；绿鬓云垂，旖旎腰肢细。可怜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重病回家，还要靠在床上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早知如此，我当日……」剃光了头发就没事。
「母病速归」的存在价值
（一）
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里收了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内容包罗万有，文字不深不浅，可以拿来学学那样精简的构造。历朝笔记文学多有这一层好处，既不像小说之拖沓，又不像经典古文之凝奥，从中偷师，事半功倍。现代中文的毛病多因文言底子薄弱，句子累赘。日前见报章社论题目作《异见若无罪，民主才有望》，对仗工整，立意正直，我却觉得似乎可以再精简一点，不要「若」，不要「才」，成《异见无罪，民主有望》，当更有力！
《一士类稿》里的《序言》说，作者的父亲为作者讲书最多，《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闲书」都用功读，「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徐一士说，他小时候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而他父亲偏偏利用闲书为教材，是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据许姬传说，他的外祖父徐子静先生教育子弟以史学为纲。徐凌霄、徐一士是许姬传的堂舅，受其伯父子静先生的诲育，后来果然精於掌故，为学术界所称道。许姬传到老还记得徐一士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掌故包罗的范围很广，可补正史的缺漏，裴松之註《汉书》，引用《襄阳记》等著作，使不少历史事件得到可靠的旁证。」徐一士的哥哥徐凌霄也是掌故学专家，用小说体写过《古城返照记》，贯穿清末民初的掌故，再加自己的经历。朱家溍先生从连载的时候就追读这部小说，认为是一本有趣味的掌故书。论掌故笔记，徐氏一门两傑，传为美谈。
（二）
听说，当年有人主张废掉文言文的时候，徐凌霄大力主张不可偏废，应与白话文并存，并对胡适之先生说：「电文「母病速归」言简意赅，说明文言还有存在价值。」打电报逐字收费，写文言确是比白话省钱。那当然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电话电脑普及，不必计较长短，徐凌霄维护文言文之说必须另觅理由。我始终认为中文不必再起什么文白之争了，视情况而定文体，可文可白，甚或文白夹杂，都能见出文采。值得留意的反而是今日中文过分西化的问题。我不排斥带点西化的中文，那是消除文章迂腐气味的一个办法，也是改进汉语的一条途径，何况新科技新知识突飞猛进，中文不够应付，非创新词新句法不可。可是，一般的中文应用文一味迁就洋人的思维和洋文的逻辑，往往显得生涩：「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我们兼收中西文化所长，有多元化的教育机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时，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维持香港在国际的竞争，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从洋化的角度看，教统会第七号报告书里这段话顺理成章，没有问题，因为英文确是这样铺排的。可是，中国人运笔的力度应该有点不一样，实在不必死跟英文：「今日香港百业兴旺，成就卓然，实有赖於中西文化之汇粹与教育机会之多元。迈进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既要维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还要致力协助祖国走上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