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沙龙的落地长窗
（一）
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文史优质旧书展销场里买到十七年前周汝昌所著《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一书。周先生在《卷端絮语》里回忆姚 文 元写过的一篇指名攻击周 扬的文章，引了其中的一段话说：「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证，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周汝昌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四 人 帮文风，逐步发展，流毒至深至广。他说，姚 文 元笔下的「成百万字」，其实是胡说八道：「那时是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所举的那几种考证，各种报刊加起来，充其量也不过二三十万言，哪里来的「成百万」？」在凭空加罪、随意诬陷的年代里，任何纯洁的学术研究都可以藉政治罪名以定谳，文化人之间一切正常的交往都停顿了，代之而起的是猜忌、避嫌甚至背叛出卖的游戏，人性最最丑陋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周汝昌痛心疾首。
（二）
我在《百花里浮想》中说到早年英国Bloomsbury文化圈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他们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旗帜。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结社交往必须建基於学术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愤世，却不可抱太深的门户之见，应该鼓励豁达的胸襟以容纳异见。「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鲜明的个性，价值观基本一样，却好像从来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流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不可没有的景观。
郁风大姐读了我那篇小文之后给我来信，说是Bloomsbury沙龙确实成了英伦文学传统上的辉煌标志，不禁教人联想到当年在北京出现的京派文人沙龙。那时，在北大，在清华，在金岳霖、朱光潜、梁宗岱的住所里，后来则在林徽音的家里，每周聚会，参加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等等，也是集一时之盛：「那是和上海新月派沙龙徐志摩、闻一多等相对的，造成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不同的两种传统。」我甚至想到胡适之当年也提倡这样的文化沙龙精神，每星期日下午家中大门敞开，欢迎文人学者进去喝茶聊天，海阔天空，阐幽发微，黄昏时分才各自散去。那当然正是姚 文 元所说「胡适派唯心论」的温床，造就了许许多多融汇了西方人文思想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文化沙龙所营造的「生态环境」，必须是具有传统观和世界观的氛围的环境：「百花里」的Virginia Wolf跟凌叔华是好朋友；E M Forster一度与萧乾通信不断；徐志摩编杂志，美术设计大受Aubrey Beardsley的影响。这些都是姚 文 元之流不能容也不能追摹的境界，却是当代中国文化界所不可缺少的落地长窗。当然，民国初年中国文人云烟楼台式的雅集也自成颓废的美感：许姬传在上海重庆北路的家里，每到下午，庞莱臣、吴湖帆、叶誉虎、张葱玉他们常常会来，一边抽烟一边谈书画，名迹易手，真伪鉴别，各说见闻。那还是好的。
吴宓开灯寻找高尚的祖国
（一）
吴宓的腿打断了，眼睛瞎了，最后年迈的妹妹把这位著名的老学者护送回到陕西泾阳老家。他含冤在家养病一年多，终於神志昏迷，不断低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他的学生赵瑞蕻就用老师那最后的呼喊做题目，在九月号的《收穫》上写文章纪念老师辞世二十周年。他借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为老师凄凉的晚景鸣冤：「谁能想像得到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在史无前例的十 年浩 劫中，一个那么爱国、那么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竟遭受如此灾难，如此摧残，如此侮辱！」看到他的老师在文 革期 间拍的照片，鬚眉全白，容貌变了，衰颓得很，他回想起当年跟老师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二）
季羡林先生说吴宓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他古貌古心，表里如一；在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时代里，他写古文、写旧诗；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白话写成的《红楼梦》；他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些浪漫史；赵瑞蕻说，他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金丽珠，很漂亮，吴老师点名点到她，总会说：「这名字多美！」（“Very beautiful， very romantic， isn t it？”）他笑了，同学们也笑了，金丽珠脸红了。赵瑞蕻说：那时，外文系教室大部分在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专科学校原址，主楼外面有一个大草坪，当中和左右是长长的平坦乾净的人行道，草坪尽头两扇绿色铁栏杆大门外，穿过长年翠绿的田野，可以远望滇池那边的西山峰峦。课余，吴老师拄杖跟同学们在草坪边上散步聊天。
（三）
那是兵荒马乱的抗战岁月，师生们在艰苦的生活和简陋的设备中从事科学文化的研究。叶公超任外文系主任；系里的名教授有吴宓，有钱锺书，有柳无忌，有莫泮芹，有陈福田，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有陈铨，有闻家驹。吴宓讲欧洲文学史，钱锺书讲文艺复兴，叶公超讲《卡拉马佐夫兄弟》，柳无忌讲英国文学史。一九四0年夏天赵瑞蕻毕业了，他请吴宓在一部《丁尼生诗集》的扉页上题字留念，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Matthew Arnold的 Culture and Anarchy里的名言：“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 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我也读过这段话，中间还有一句是：“He who works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united， works 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阿诺德在牛津教过书，一生鼓吹文化教育，指望人民群众「获得知识，情操高尚，富於美感」。我查出他的「甜蜜与光明」之论，典出Jonathan Swift的The Drapier‘s Letters： “Instead of dirt and poison we have rather chosen to fill our hives with honey and wax； thus furnishing mankind with the two noblest of things， which are sweetness and light.想不到吴宓高尚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竟在他心爱的祖国土地上活活给尘垢和毒药埋葬，再也尝不到一滴蜂蜜的甜味，看不到一点良知的光明：「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于右任家书八叶
（一）
儿时家中客厅挂了许多字画，有些是清末小名家的山水花卉，有些是当代书家画人写给先严的作品，其中一幅是党国元老于右任写的六个大字：「为万世开太平」，一笔行草，气势磅礴，大人们都说功力不凡，我心中不以为然，觉得长廊上那幅王宠惠的行书好看得多了。过了好多年，我临帖开窍，涉猎渐广，慢慢领会出于右任的法书确实高妙，在台北偶然瞥见这位美髯老翁，想到书生从政，一生清廉，不禁神驰。上星期读到北京恆章写江苏省文史馆老馆员徐伯璞先生的文章，谈到老先生所收藏的于右任亲笔家书，缩小制版作附图，更觉得于右任这封一九三七年写给儿子望德的信，不但洋溢着一位清官真摰的家国之情，那一手字尤其写得好到颠峰。那是于右任「终夜不寐」之后清晨五点钟随意随兴写下来的家书，境界之高，几乎可以媲美苏东坡随手抄录的《寒食帖》。
于右任家书共八纸，徐伯璞有一段《家书说明》，说于右任先生系国民党元老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任陕西都督，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抵达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后，于右任就出任监察院长，一直到他在台湾逝世前都任此职。家书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当时先生之子望德留学国外，而日寇已从华北及华东兵分两路侵佔我国大片领土。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武汉，后移重庆，定为陪都。徐伯璞接着谈到这封家书的流散经过：「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后，于先生去台湾时，是他随从秘书在散乱被弃的文件中检得，后辗转到我手中。于先生这封家书写得平白如话，但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忧国忧民的至情，实在令人感动。」
（二）
于右任家书写在监察院的用笺上，每纸大大的字只写四行：望德：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於癡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
右任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於南京
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全封信不涉「爱国」二字，而家国之情流露无遗，甚至替国家省几文钱也都挂在心上，难怪今年九十八岁的徐伯璞先生感动不已。徐老先生把于右任的家书和其他一百零六件书画真迹和篆刻精品，都捐献给淮阴市博物馆了。
狐媚偏能哄人
（一）
「狐」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精怪，也称狐仙，称狐狸精。相传狐狸能修炼成精，化为人形，处处神通广大，一旦触犯，必受其害，民间尊为「大仙」，清朝各官署中常常供奉「守印大仙」之位，以防被盗。狐善魅人，中文乃有「狐媚」之说，骆宾王所谓「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因称阴柔手段迷惑他人为「狐媚」。《红楼梦》第二十回里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拄着拐棍骂袭人的话用了这词儿：「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英文称诡计多端的人为fox；体态诱人的女人则称为foxy lady，正是狐媚之姿。印象中中文「狐」字比英文的fox更偏向阴性，「狐」於是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多含香艳的寓意。纪晓岚的笔记谈鬼固多，说狐更多，不少牵涉情欲。
《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消夏录》有一则狐的故事最特别。京师一幢老房子贴近一处空园圃，园中多狐仙。有一位俏丽的妇人夜逾短垣，勾引邻家少年私通。妇人担心奸情泄漏开去，起初诡托姓名，不说真话。后来欢昵难忍，实在舍不得分开了，只好假冒身分，说自己是园中的狐女。少年太迷恋她了，既不怀疑也不害怕。过了一段时日，妇人住处屋顶上忽然传来扔瓦片大声叫骂的声音，说：「我居园中那么久，小儿女游戏扔砖石惊动邻居是难免的，我却从来不冶荡，不做迷惑人家的事，你凭什么要诬蔑我？」少妇与少年偷情的事从此传开了。纪晓岚说「异哉，狐媚恆托於人，此妇乃托於狐。人善魅者比之狐，此狐乃贞於人。」
（二）
纪晓岚常常讥笑人不如狐，男人女人都不中用。他说，有个读书人夜坐纳凉，忽闻屋上有噪声，骇而起视，但见两个女人自檐际跳下，厉声问道：「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这道理吗？」读书人噤不敢言，那两个女的催他快说。他战憟嗫嚅说道：「我是人，只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我实在不知道。」两个女人骂道：「此人模棱不了事，我们另找个了事的人吧！」纠结而去。纪晓岚认为模棱不敢下断语，原是自全的善计，可是，世故太深，自谋太巧，不必回避的都回避了，应该做的都不做，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终致不可收拾，「此士人见诮於狐，其小焉者耳」。
中国人藉狐警世的观念源远流长，中国文学中狐仙鬼怪惩恶扬善的恆言因此格外生动。《霍小玉传》里李益负了小玉，小玉有绝命誓词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如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小玉的鬼魂结果虽只是化为美女於俊男，却仍然发挥了复仇的效果。刘燕萍在一篇谈论《霍小玉传》与《莺莺传》的论文里说，那「并非「厉鬼」而收到报复之效，乃是从精神及心里上对李益进行报复所致」。可见装狐媚子哄人是有用的。
石头里的《燕山诗话》
（一）
罗孚先生写到他的北京十年，说是在他还不可以自由阅读自由写作的时期，他一度在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后来他渐渐宽松自由了，去看过他的朋友回来说到他的近况，大家都放心不少。慢慢的，他恢复写作，写文人文事，写诗人诗话，辗转传到这里来，彷彿雪夜荒野里的一团篝火，教人释怀。那已经是我编《明报月刊》的后期了，每读罗先生寄来的片纸只字，心头总会飘起一丝都门秋思，隐隐然想到燕山吐凤化成悲音的旧事。《明报月刊》於是开始有了程雪野，有了《燕山诗话》。
（二）
昨夜灯下翻读厚厚的一部《燕山诗话》，多少前尘影事历历浮到眼前，我甚至记得当年细读《冯雪峰十年祭》原稿的悲凉感受：荒原霭霭，山遥路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借多少古人的酒杯浇现代的哀愁？为了搜集资料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冯雪峰沿着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去广西、湖南、湖北考察了三个多月，后来却由於作者受到种种磨难和遭遇，只起笔写了个头而无法完成。冯雪峰已经写完的《卢代之死》是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四十年代初被国民党没收了，到了六十年代在他挨批、戴帽、免冠之后，本来决心开始创作，有人对他说：「你搞创作可以，但不宜写伟大的长征。」冯雪峰含恨亲手烧掉五十万字的原稿！
在左风炽热的时期，文体简白的新体诗和白话小说一样不容易闯过统治者的审查关口；引经据典的旧体诗含意缥缈玄虚，寓意的转圜空间反而拓大了，影响力又不致太过普罗，所以，罗先生说，「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文 化 大 革 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 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三）
罗孚先生说他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都读得很熟。罗先生当然没有想到，轮到他自己写《诗话》的时候，竟不是在风物华美的随园那样的地方，而是在邓拓住过的非常政治的胡同里：整部《燕山诗话》始终走不出乱世诗人躲藏过的那一块石头。台静农先生说袁子才刚进中年便抽身於官僚生活，固属高人一等，可是他却不是甘心寂寞的人，卖文卖书，未必维持得了随园的山林大架子，於是结交公卿，互惠互利，袁子才过着诗一样的生活。他给朋友的信上说：「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罗先生没有袁枚之山林际遇，自然也无缘效袁枚之爱诗爱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事实上更没有抽身官僚架构的选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此《燕山诗话》之所由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