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长期危机：从“不断革命”到“继续革命”

据说，这叫做“引蛇出洞”，是为“阳谋”。

然而，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

反击“右派”，据说是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这却是因为，当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颇有论述的毛泽东，令人奇怪地轻易放弃了这一理论，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践，先是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相当长的时期”缩短为15年（三个五年计划），然后更急不可待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

毛泽东克服了许多的阻力，获此成功，殊为不易。但是，他的头脑很清醒，不会没有意识到，他的面前出现了两大对手。

在党内，他打败王明的盟友、以理论家和城市工作著称的刘少奇，这时已是第二号人物，却越来越成为毛泽东的对手。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顺从毛泽东而配合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他对改造之后农村中出现的承包倾向也予以支持，同时，他显然热心于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注重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转向注重人民内部矛盾，他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推动集体领导等改革，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以及稳定领导国家的计划官僚体制的倾向一脉相承，对毛泽东的专断则形成实际的威胁。

在党外，农民对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土地又迅速地因合作化而“集体化”有所不满，民族资本刚刚有自主发展的希望，又被迫接受“公私合营”，也很是不满，而政治上从“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演变，成为“党天下”的集中体现，则实际上背弃了在民主革命中追随共产党的广大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界与资产阶级，都很是不满。

毛泽东自诩懂得农民，以领导农民革命取得胜利而自豪，现在，这位满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润之先生”，转眼之间翻了脸了，不仅根本拒绝表现“雅量”，而且骂胡风等人是“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骂梁漱溟“反动透顶”、“用笔杆子杀人”，骂所有敢于认真批评共产党的人们“有利牙，欢喜吃人”。

两个对手，要借其中一个之手对付另一个，但他们却不大听话，就先收拾了他们再说。可以相信毛泽东，他要求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诚恳的姿态实际上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种卑劣的手段他确实玩得出来，但要是以为他的全盘计划只是给人们设个陷阱，笔者以为是低估了毛先生的政治气魄，又高估了他掌握全局的能力。不过，他本人倒显然低估了他领导共产党中断及背弃新民主主义的沉重代价，低估了社会各界对于民主社会的向往，也低估了共产党迅速地国家化、官僚化，迅速地垄断权力与政治，在社会各界之中招致的不满。

这种不满的背后，是农民失去土地、资产者失去产权的残酷现实，而大政治家毛泽东却偏偏忘记了列宁的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当然，毛泽东是胜利者，共产党的整风，被迫转变为对“右派”反击，依然是赢得漂亮。打倒数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这点儿事情难不住毛泽东。

然而，两年后，事情又再次重演：先是要在庐山上开个“神仙会”，不料却出现尖锐的批评，就又是被迫反击，当然也依然是赢得漂亮。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的收获更大些，他总结点出了他眼中事情的实质──“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这是在1959年，“过去十年”，亦即1949～1959年，照这么说，过去毛泽东那么郑重其事地论述的“新民主主义”以及“联合政府”，已经不再算数了，事情实际上仅仅局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其它都可以忽略不计。不仅中断新民主主义过程完全顺理成章，科学社会主义论述的本质上非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毛泽东手里已被改变，成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社会。

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表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在粉墨登场，所谓“引蛇出洞”，所谓“阳谋”，虽然为有识之士深为不齿，却只是这一“伟大理论”的政治铺垫而已。

那成千上万的“右派”们，有几个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即使“左派”，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这样，就酿成了一场大悲剧，而现实的政治就是，将所谓“右派猖狂进攻”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

但是，中国共产党之“社会主义”，究竟从何而来？

一、“不断革命”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而时候，才会产生。”

此话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那是一篇著名的序言，这段话是著名的一段话，不是所谓“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序篇，《资本论》的副标题，也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篇序言，体现着马克思学说之哲学观念。

这篇序言写于1859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放弃“不断革命”的观念。这种观念那时也叫作“不间断的革命”，亦即从资产阶级革命不间断地转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编印《马恩列斯语录》，曾收入有关话语，以支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最初，“不断革命”思想有其合理内核。

后来的共产党“理论家”们杜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支持其“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声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这种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新的环境下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倘若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永远也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关系，则“社会主义改造”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是，马克思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社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成为新的社会革命的基础，而在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社会变革之中，工人阶级既然已经从“自在”转为“自为”的阶级，其斗争当然就不应该局限于一般的工会斗争，而应该组织自己的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刻下自己的印记。《共产党宣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也就是说，在旧社会内部出现“更高的生产关系”，到旧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其间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人革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着“不间断革命”的观念，而《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不断革命”思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还在上升之时，马克思看到它的内部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看到它本身不以民族国家为限，展现出全球化的本能，相应地，工人运动也有其国际性。然而，这时工人的政治斗争上升为“革命”，亦即“不断革命”，隐含着很大的理论和政治的危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鼎盛，及逐渐地进入其晚期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对此是承认的。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不断革命”实际上否认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质。

经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起义，马克思的思考比较具体和明确了。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到马克思逝世后的1895年3月，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了一篇著名的《导言》。他承认，“不断革命”思想的实质，是“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这样，恩格斯完成了对“不断革命”思想的否定，揭示了事变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多数人的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成为具体地连接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枢纽点──

在哲学上，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具体社会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学上，剩余价值规律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展开，“规律的自发作用”有其客观性；

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多数人的革命”的过程。

在恩格斯看来，“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欧洲那个时代的“不断革命”，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终究因为“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就不能不成为过去。

可以说，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明确地否定了“不断革命”，承认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其长期的正常发展阶段，一是在具体政治策略上正视合法活动与参与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

这两点，前者表现得似乎只是承认了预测革命时机的某个错误，实则，它体现着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把握不住，实际上成就了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左”的倾向。后者，表现得似乎是在“向右转”，人们也更多地注意这一点，甚至以为恩格斯自己已经在着手修正马克思学说、在放弃共产主义。即使恩格斯本人，也曾对他的文章遭到过多删节，以致于竟使他“成了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恼火。

为了反对修正主义，为了反对磨灭马克思学说的革命锋芒，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一个更大的危险在悄悄地出现：坚持“不断革命”，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这种从“左”侧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有着更强的生命力。

二、考茨基对革命做出新的判断

笔者过去对考茨基研究不多，翻阅过他的一些历史著作，读过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知道他对列宁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尖锐批评，以及最早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年前偶尔得空，读了伊•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注意到，其中提到考茨基思想对托洛茨基的影响：

“……第二国际的精神导师卡尔•考茨基曾权威地宣布过一个信念：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当时，这一信念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接受，托洛茨基对这一信念大加称赞。”（《武装的先知》177页）

笔者知道，托洛茨基认为“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即使在俄国也可以“不断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笔者意识到，理论权威考茨基的思想引起托洛茨基的共鸣，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关思想脉络更为清晰起来。笔者感觉，有必要研究“不断革命”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延续、发展的脉络，这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革命”的思想，也很有意义。

于是，设法找来考茨基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他1909年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中译本。读过之后，感觉到，尽管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很明确地那样宣布，但他的论述已经把这样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了。

归结起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论述的缺陷，笔者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点。

其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思想，缺乏足够的认识。

其二，对“多数人的革命”，理解得较为简单。

因而，其三，导致对革命的来临做出新判断，实际上承认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成熟。

考茨基不愧为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权威，他对于革命的认识相当深刻：“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象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可以说，这种认识，共产党的“理论家”们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或许是出于对来自“右”的方面的批评论战的需要，考茨基对恩格斯的承认错误、否定“不断革命”，大体上只是局限于“他们把革命看得过于迫近”的形势判断、策略分析之类错误，实际上未能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的思想，意味着承认在现实中面对着一整个的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地很可能会持续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而工人政党必须针对这一现实而确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与策略。

“不断革命”是一种激进的、“左”的思想，而现实中，从恩格斯的恼火、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论战，到考茨基这本小册子对“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析与批评，都主要是针对着“右”的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失掉了对革命的信心，那么他就只能盼望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把其他阶级逐步吸入自身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和平地、不知不觉地消灭阶级”，“这也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这样，防范着“右”，却对“左”的思想缺乏认识和警惕，待到它逐渐成长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为汹涌的、受到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强烈支持的潮流，就难以对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人的革命”问题上，无论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都有简单化的倾向，即主要将其理解为工人在国内人口中占到多数。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用了很多篇幅来论述工人在人口比例上增加的变化以及工人组织的发展，指出在德国“早在1895年即已占居民和选民的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成分，后来又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而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之际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企图时也同样极其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说，“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但是却有潜在的危险。它的假设是，工人数量终究将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后来的实际发展却并非如此，而这就似乎动摇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其实，多数人的革命，其本意是社会的多数人主动参与革命，而工人若为人口大多数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却在于，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使得多数人逐渐具有管理社会的能力，而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革命因素。换句话说，社会本身的发展终于使得管理成为多数人的事情，亦即人对人的管理转变为人对物的管理，占有及管理本身都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复杂的变化，绝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因而，“多数人的革命”本身，体现着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的基本精神。

考茨基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简化，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以工人在人口比例中的变化，作为支持他对于革命的判断的重要依据。

考茨基指出，“……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雇佣关系日益由经济的必然性变为依靠国家政权支持的单纯力量对比关系。而无产阶级则变为国家中以及国家政权所依靠的军队中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甚至在现时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

于是，“我基于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从90年代初起，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个斗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甚至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起自己的专政。”

这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不间断的革命”，这却为新的“不断革命”打开了大门──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的基本依据，即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正常发展的阶段，在考茨基的思想中，似乎十数年间就完全不见了，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情况相比，形势似乎变化得让人无比乐观──

“当然，很难说这个革命时期是否会象从178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延续得很久。现在，事业比以前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斗争舞台也空前地扩大。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经认为只有西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现在全世界都成了这种舞台。现在，不仅在史普勒河和塞纳河的两岸，而且在哈德孙河和密士失必河、涅瓦河和达达尼尔海峡、恒河和黄河的两岸，都正在进行着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类的解放斗争。”

考茨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是在宣布“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成熟”，因而“现在全世界都成了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但是他却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类的解放斗争”混为一谈，而这也就是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批评缺乏真正理论力量的原因所在。

考茨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之一，作为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权威，他的失误，为“不断革命”思想重新抬头、成为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思潮，提供了空间。

托洛茨基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并发展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其基本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认为社会主义在国际经济中已经成熟，因而在落后的俄国也可以发动革命，以推动国际性的革命。列宁也认为，《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所有著作中最后一本最优秀的著作。考茨基有这样的论述，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批评就缺乏力量，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重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也与考茨基“全世界革命舞台”的思想一致。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际上仍然含着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合理内核，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根本不同。列宁对农民问题、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有其独特的认识，他对专政的看法，对俄国革命本身的看法，也在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发展到提出“通常历史顺序变化”的高度，则已经开始从“不断革命”转向具体认识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在列宁身后，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左右两派有分歧和矛盾，也很正常。但是，斯大林运用党的机构的力量击败了他们，经过反复的血洗摧残，布尔什维克大伤元气，苏联共产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没有力量抗衡“不断革命”思想的斯大林版，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三、共产党专政下蜕变出“继续革命”理论

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不断革命”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向“继续革命”蜕变，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逐渐地放弃了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对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转变为以维持其权力地位为最高原则。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称，“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在共产党理论中已根深蒂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否定“不断革命”的思想历程完全不见了，考茨基论述其革命判断时的分析，他的以工人占人口比例变化为重大依据，也基本不见了，“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具空壳，回到了“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的时代。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里一位相当开明的政治家，他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束缚，表现出其历史局限，但可以相信，他对这种理论表达，有他的真诚的信念在其中，论述的顺序是从经济发展到阶级基础，由此而展开革命的论述。这样的政治家，在中国共产党里已成为异端。

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却在蜕变，其逻辑实际上是倒过来的：有了共产党，就能够领导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等其他劳动群众，为共产党取得政权，并借助于现代经济发展，不断地巩固其政权。

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从要求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转眼之间转到猛烈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进攻”，表现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能容忍对其“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之权力垄断地位有任何挑战。他们对“右派”的全面迫害维持数十年之久，即使承认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也仍然维持着数十位“右派”而不予“改正”，以示“反右”之正确，而且，“反右”的基本逻辑在“继续革命”理论中延续下来，展现在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或不是运动的运动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心狠手辣，让善良的人们大开了眼界。

如此心狠手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的思想，其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发挥出来，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这两位老人身后一百多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正在随着中国、印度两大国逐渐进入工业化行列而进入其晚期发展。旧社会的内部，新的关系在发展，生产方式，特别是其生产条件，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尤其以互联网时代的变化而引人注目。到现在，或许已经不能说世界经济“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却还是可以说，仍尚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也许，要到资本主义的晚期充分展开，看那时的情况，或许，可以有新的判断。

即使共产党以国家政权之力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仍然无法在长期中显示出对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质，因为，市场经济阶段上逐渐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语），在高度集中与垄断的计划体制下，反而更受到压抑而难有进展。

于是，共产党政权不能不尴尬地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所依据的历史发展规律，不能不向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低下自己尊贵的头。即使如此，多数的共产党还是丢掉了政权，而仍然保持着政权的少数几个共产党，改革还是不改革，彻底改革还是伪装改革，关乎其生死存亡。

人们注意到，越南共产党已经表现出一些勇气，在改革中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已是暮气深重，没有”文革“那样的惨败，没到迫不得已之地步，它在政治上懒得动弹。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它现在既没有恩格斯当年那样直率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没有列宁当年那样坦率承认“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变化的魄力，没有那种依据这种变化而根本改变自身、坚持实行“恰恰适合于最普通农民的水平”的政策的胆量。

这样，在市场经济的漫长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就只能无视列宁的警告，满足于“玩花样”、“耍聪明”，为坚持缺乏经济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坚持“继续革命”。它不再在乎什么马克思学说的理论风格与批判精神，转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洋洋自得，同时，也就不能不表现得心狠手辣，不能不用莫须有的“反社会主义”罪名来凶狠地打击一切它们认为会对其形成威胁的人们。

说来也可怜，中国共产党跟在别人后面，学着别人的样子大骂考茨基，却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弄懂这位德国人的思想，不知道考茨基上个世纪之初轻率地断言“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其实与它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倒是有几分相象。当然，仅仅是相象而已。

说来也可笑，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蜕变得不成样子，毕竟还要硬充门面，煞有介事地在搞个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样也好──如果这个“工程”能够把从“不断革命”到“继续革命”的变化弄弄清楚，就应该算是真的能够实际把握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枉“工程”一场了。

那么，归结起来，对“不断革命”的否定，由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而开始展开，恩格斯在马克思身后予以明确，承认其错误，终于完成，但是，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因为它体现着思想理论对政治实践的一种宏观约束，就一时难以深入人心而成为主流观念。

即使与两位老思想家关系极其密切的考茨基，他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这种看似难以理解、颇有几分玄妙的表述，背后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唯物史观的道理，然而，工人人口比例变化和工人组织发展壮大，却使他把那些道理看简单了，轻率地做出新的革命判断，并与东方社会的革命冲动一拍即合。

于是，危机悄悄地出现了：在野的工人政党难以摆脱“不断革命”的诱惑，而掌权的工人政党更像是穿上了“红舞鞋”，运用权力“继续革命”，即使推行计划体制而受挫，它们也仍然顽强地运用权力，尽可能地垄断资源、控制市场。这样，它们离马克思学说越来越远，不再是工人政党，成为迷信权力的专制政党。

“继续革命”，出自“不断革命”，结果是青出蓝而胜于蓝──

在“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那些少数人尚且有革命之追求，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新时代的这些少数人，转而追求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为了这种追求，他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所孕育的自由发展，特别是个性发展，根本对立起来。“社会主义”成为发展的紧箍咒，将其垄断资源及控制市场的行为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下，将权力扭曲的发展模式造成的不公平施加在广大的群体身上，责任则推给“先富”群体，为自己保留充分的运作空间。

“自觉的少数人”失去了革命的追求，也就背弃自由、民主的信念。他们已不屑为“公仆”，对民众的自由、民主意识本能地恐惧，本能地抱有敌意。“不断革命”尚以“争得民主”作为工人斗争的目标，“继续革命”则视民主为大敌，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予以镇压。

但是，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一过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多数人，在市场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有所自觉，越来越自觉，即使发展是扭曲的，其恶果也会迫使多数人走向自觉。那些掌握权力而专制的少数人，尽管心狠手辣，却终究阻挡不了多数人走向自觉的过程。

少数人从革命者蜕变为专制者，是危机表现的一面。这时，共产主义本身处在危机之中，那些少数人则实际以摆脱共产主义而解脱他们自己。然而同时，多数人从不自觉而自觉，又是危机表现的另一面，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危机转而对背离它的那些少数人的惩罚，这却是那些自诩“先进”的少数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了。

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不能不补课。共产党作为左派的工人政党掌权，可以争取以非资本主义方式补课，而共产党蜕变为专制政党，以资本主义方式补课就不可避免。“继续革命”中断了新民主主义，就越来越不敢正视现实，难免危机缠身。

四、结语：再探讨马克思的思想

到这里，或许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否与恩格斯一致？

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发现，他们两人的确有不一致，至少在哲学上，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不断革命”的问题上呢？

笔者的感觉，他们基本一致，然而也有差别，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别。笔者目前对此尚无确实把握，也没有多少精力来对此做一番细致的研究分析。笔者感觉“有差别”，是从普列汉诺夫身上。

普列汉诺夫与恩格斯有过接触，也似乎对恩格斯的思想有更多的了解。他在批评列宁时所说，马克思主义使列宁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笔者推测，应该是来自恩格斯。

也许是普列汉诺夫有些误解，但“应该等待”的想法决不会来自于马克思，而考茨基与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更多，他很了解马克思，也知道恩格斯的恼火，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小册子里的论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本小册子，笔者分析了它的缺陷，但它终究是马克思学说经典中有很高理论价值的著作。

现在有必要提及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无疑都是乌托邦式的。但是，他们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在他自己阅读过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书上，马克思作了广泛的批注，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公开答复过巴枯宁的那些尖酸的论点。”

的确，笔者读过这个批注。它写于1874～1875年，但是直到作者逝世（1883年）以后40多年，即1926年，才公开发表。人们推测，马克思本人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

巴枯宁指责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要“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而“学者的管理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巴枯宁是俄国人，他显然更了解和理解东方社会，后来东方共产党国家中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就是如此，而马克思的批注中，似乎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巴枯宁质疑《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阶级第一步就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的“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回答说，“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

这个回答，与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论述，相当一致。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不断革命”错在以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已“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他在总结巴黎公社时已很明确地认为，工人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的批注则更直接地表明，工人可以夺取政权，这样，在工人政权下“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就可以“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考茨基的新的革命判断则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

显然，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列宁，实际上相当一致，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就谨慎得多，因为在更关键的点上，马克思与他们两人更为一致──

但是，工人阶级“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

而考茨基看来就忽略了这一点，他的看法是：“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甚至在现时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

这里的错误在于，他以为，欧洲的社会经济已经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可以夺取政权，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严厉地批评列宁，但是他自己的论述，已经为“不断革命”之复活铺平了道路。

马克思从来也不认为人们在历史必然性面前就无所作为，他对工人在政治上的作为，对工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自主与首创精神，是极看重的。然而同时，他当然不认为工人运用政权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一切。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归根到底，不要忘记他的基本看法：“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从“不断革命”到“继续革命”，都是栽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