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德)温德(Wind,R.)著，陈惠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对中国读书界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和《作门徒的代价》早已脍炙人口。但他的形象多少被简化为了另一种类型的斗士。作为20世纪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一个非基督徒很难把他的信仰，放回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作为一位身体力行，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一位在旷野中吹响角声的先知，每个曾在20世纪活过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不由衷敬重他。不管怎样，这个人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世代。无论你是否基督徒、是否知识分子，是否犹太人或雅利安人，读完这本传记你都会说，感谢朋霍费尔，在那个时刻没有让人类交白卷。
我一直想了解，朋霍费尔牧师决意参与抵抗运动的那些细节和脉络。在1934年，有人问他，如果德国发生战争，你会怎样？他回答，“我将祈求上帝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他主张教会用“文明的不服从”的和平主义方式，去阻挡独裁者的脚步。因为“任何战争准备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的，爱不允许拿起剑来面对一个基督徒，这样做同时等于谋杀基督”。他希望像祖母那样，穿过冲锋队的警戒线，去一家犹太商品。说“我爱在哪里买东西，就在哪里买东西”。这一年他也希望去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回信说“您可以住在我这儿，因为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但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最终还是缘悭一面。如果朋霍费尔去了印度，他会最终放弃基督的和平主义，拿起剑来参与叛乱计划吗？
也许这本传记不能完全给你提供答案。尽管对他童年时代的描述，帮助我触摸到这一颗谨慎和坚决的灵魂。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谨严的精神科医生。像多数德国市民阶层一样，家庭中充满了节制、权威和对国家的热爱。“苦涩的父子关系”使他的童年不像我们那样草长莺飞，而具有一丝不苟的方向性。一战的爆发，亲族中的阵亡者，使少年朋霍费尔每个夜晚清醒的躺在床上，尝试着想象死亡和永恒的意义。当时的德国在民族国家的理想下，充满对死亡的浪漫化。这个10岁的男孩一面梦想着“美好而敬虔的死亡”，一面又在每个夜晚闭上眼睛时，对死亡满怀恐惧和退缩。仿佛他的一生都在为最后的殉难作准备。
朋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以坚决的态度面向法西斯，也面向教会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顺从神不顺从人”。他辞去了牧师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这就是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立场，也是一个更倾向于加尔文宗的、符合《圣经》的立场。
问题之二是信仰和世界的关系。朋霍费尔猛烈的批评“廉价的恩典”，一方面教会热衷于向世界推销打折的福音，以至当世界陷入绝境时，教会也变得一文不值。另一面是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如此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朋霍费尔的一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尽管他在《狱中书简》中更多强调了前者，对上帝的主权不像改革宗那么坚信，因此和他深受其影响的卡尔。巴特一样，显得颇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和新教改革宗在“文化使命”下谈论的基督徒的社会担当，就有许多差异。我想这是他最终拿起剑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能被二战之后的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如台湾学者曾庆豹所说，中国思想史的列传中，你找不到与朋霍费尔的精神品质相似的人。我们敬佩他的生与死，但他对自己的生与死的看法，只能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中被理解。
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