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公民，都应该清楚这么一个事实：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这句话来自《宪法》序言，整段文字是：“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根据这句原则，可以判断如下：无论任何人、任何组织，甚至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还是历史上“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毛泽东，都必须在宪法面前低下自己的头来，否则他就是羞辱宪法，辱没全国人民。
包括人大、政协、司法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权有多大，都必须在宪法面前低下头来，否则刘少奇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道理很简单，一部宪法若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保护，那么他肯定也不能保护任何一个公民。在宪法面前，国家主席和普通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地位，是相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
可回到中国的现实，到底那些权力部门是否把宪法放在眼里呢？湖南嘉禾拆迁民房，县委书记根本就没有把宪法放在眼里，倒是被拆房者高举着宪法抗议非法拆迁。“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疯子，而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在这些人眼里，不但没有宪法，就连“法”也没有了。
在我印象中，刘少奇惟一一次把宪法当作救命稻草的时候，恰恰是“死到临头”的时候，最后事实证明当时的最高权威从不在这个宪法面前低头，所以当刘少奇低头的时候，试图拿《宪法》当挡箭牌时，宪法已经“退居二线”了。
2007年1月30日，我又看到某位领导同志拿宪法当挡箭牌，有记者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土地私有化问题，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私有化的可能，原话是“讲到实行土地私有化，我想在中国目前看不到这个前景。”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制度，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
土地是个广泛的概念，但又是具体的物权，按照“打江山，坐江山”
的规则，就是谁执政，土地就是谁的，这就是封建专制；按照历史延续看，谁使用就是谁的，任何人取得土地必须经过使用者的同意或者授权，同时使用土地要必须给予必要的补偿和赔偿。这就是按法治。
但中国的目前，既有封建专制“打天下，坐天下”的规则，又有“谁使用谁得补偿”的半法治规则，土地的新主人往往给予历史的旧主人一点点补偿，如浙江洞头县政府使用北岙镇小三盘村众渔民世代赖以生存的滩涂，只给每亩350元的补偿，而政府转手一卖就是每亩90，000元，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按照宪法，渔民维护权利是有依据的，如宪法第九条确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里的“除外”，就是渔民的滩涂是集体的，也是他们世代使用的，政府为什么要强买？在强买过程中，政府一方还把洞头291户渔民维权代理人林炳长给抓走了，叫他带不成头，叫维权的渔民“群龙无首”，不解自散。这就是今天的某些县级政府的新办法。
再看，浙江临安，是距离杭州西湖大约40公里路程的另一个“天生宝地”，著名的青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就在这片土地上，有绿色、氧气、阳光，更有“金矿”。北京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通过将近半月的实地调查发现，这所“金矿”的主人并不是广大的临安市民，而是大肆毁坏森林公园建造别墅群的开发商，政府监管部门却熟视无睹，似乎不难说明，其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政府。政府卖地，商人开发，官商勾结，民众深恶痛绝。这块原本是“砍一根竹子都有可能犯罪”
的地方，却有成片的别墅群建造，国家有“森林法”，地方还有“风景名胜区条例”，但似乎都挡不住利益的诱惑，有法不依，临安到底怎么了？原来，青山湖这块“大蛋糕”所依附的大量土地，种种事实证明政府从中寻找生财之道，大肆获利。在政府的主导下，导致大面积损毁国家生态公益林，违规兴建别墅，“变相鼓励”各路惟利是图的开发商在这一景区抢建别墅成风。这一现象已在当地广大民众和过往游客中产生恶劣影响，有关投诉一直不断。一方面，财政投入25.87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却不料财政不经用，出现资金缺口，只得肆无忌惮地毁坏国家级森林公园，建造别墅四处兜售，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卖地生财，民众深恶痛绝，这个时候，宪法又在哪里呢？
宪法在第十条还确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村有很多农民赖以生存的山林地，按照宪法解释都大部分是农民使用，应该是集体所有，可政府为什么把林地卖给开发商建设别墅呢？政府的行为有没有违背宪法呢？若违背宪法，谁来追究作为强大一方的政府违宪责任呢？中国没有宪法委员会，也没有宪法法院，这样的官司如何启动呢？
再看200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30日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不能麻木不仁，不能无动于衷，不能因为事小而不为，了解情况以后应当及时地、尽力地去解决”，由此看出他可以拿宪法作为“武器”，即挡箭牌，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呢？他的发言权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权威发言呢？还是代表某些集体的意见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成员和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机构领导成员组成。1980年3月成立时，由当时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在宪法上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其效力自然不大，只是建议而已。
至于其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称：建立畅通的农民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农民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反映问题，如通过村民委员会到乡政府、到县政府，通过村党支部到乡党委、到县委，也可以通过信访渠道或者法律渠道。一方面，有关部门接到农民的诉求表达后，只要是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能解决的要尽快解决，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农民谅解。另一方面，要引导人民群众按照法律的规定理性地表达诉求”。但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土地征占引发农民上访的比重比较高，占50%，都是基层和地方造成的，怎么指望他们自己处理针对自己的投诉呢？
是的，陈锡文承认，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制度不是由政府或者党的部门制定政策的问题，而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存在私有制的问题”，但宪法可以约束权力，但权力部门都知道宪法只是“挡箭牌”和一纸空文时，当事人又该怎么办？
在中国宪法正文（除了序言部分）中，没有一句话指明“中国共产党”有管理国家的资格，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工人和农民是中国国家的基础。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尤其是第三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人民有权利要求分享改革成果，有权要求土地私有或者公有，有权要求选举自己通过选票指定的国家领导和政府、司法机关组成人员，如果不能做到，那么这个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民有、民治、民享”就只能是理想（即空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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