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30日，胡适接到英国牛津大学杜布斯教授来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提名担任该校斯波尔丁讲座教授一职。
斯波尔丁讲座教授的全称是“斯波尔丁东方宗教及伦理讲座教授”。这是著名的东方学家亨利．诺曼．斯波尔丁于1935年出资设立的。当时斯波尔丁写了封信给牛津校长说，他的理想是增进东西方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世界和平：
为了实现该理想，出资设立一个教职看来是目前可以采取的最佳步骤。其首要目的，是把东方国家在个人、社会和政治层面对宗教和伦理的伟大贡献，作为活的知识引进到牛津和西方，同时也呈现东方理想与西方理想之间的不同和差异。
所谓“活的知识”，强调该职位必须授予东方国家的著名学者。1936年，第一任斯波尔丁讲座教授，授予了印度哲学家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他是斯波尔丁的亲密朋友，也是斯波尔丁嘱意的理想人选。
起初，该教职只打算为期5年，后来延长到15年。到了1949年，该教职最终被永久设立。
1950年拉达克里希南当选为印度第一任副总统，回国去了。牛津大学开始以推举方式，选择第二任斯波尔丁讲座教授。杜布斯教授就想到了提名胡适，非常热心，去年已经有信来问，胡适不曾回信。这是连续第二封信，可见对方用意之诚。
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当时胡适正困守纽约。美国大学里的东方系，几乎都被左倾教授把持，左倾教授们瞧不起胡适对国共内战的解读，自以为比胡适更高明，更理解中共与人民的“鱼水关系”。胡适也尽可能回避他们，懒得去跟他们抢饭碗。这样一来，难免坐吃山空。唐德刚谈到胡适此时的困窘之状，曾经用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典故来形容。
斯波尔丁讲座教授一职，是学术界的荣誉，待遇优厚，一年只需教四个月书，随意旅行八个月。因此不难理解，胡适当天即回一封挂号航空信，表示很乐意接受此一殊荣。
但是，仅仅只过了两个星期，胡适就变卦了。9月13日他又致杜布斯教授一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杜布斯教授：
在1952年8月30日航空信中，我说，倘若诸位选举我，我很乐意接受斯波尔丁东方哲学及宗教讲座教授一职。因此，当我发现我必须写信给你，告知我已经改变主意，不再可能接受此殊荣时，我感到极度的遗憾，并向你致以谦卑的歉意。
最近几天，我同几位亲密好友谈过此事，并将有关信函给他们看了。他们中有牛津毕业生，近来都在象英国那样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里生活过，有过不很愉快乃至相当尴尬的经验。
除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之外，朋友们一致认为，我本人作为自由中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倡导者，这个时候去英国生活，难免会经历许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苦痛。例如，我的护照不会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而通过后门进入这个国家则是我所不齿的。而且，我的观点无疑与许多在英老朋友的偏见相左，这可能使我非常痛苦。简言之，这些朋友劝我重新考虑早先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决定将来可能使我难堪、后悔，并且会打击自由中国知识界的信心。
几经考虑，我觉得朋友们言之有理，因此决定写信给你，恳请你不要提名我担任斯波尔丁教授。
祈望您能宽宏大量，原谅我突然改变主意，希望此事不至于损及我们之间的友谊。
衷心感谢您为我所作的一切！
您忠实的胡适1952年9月13日
杜布斯仍不甘心，再度致信胡适，请他接受此职。10月1日，胡适再回一电：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信到的日子我正好外出，迟复为歉。请勿提名我。这定然让您失望了，请谅解。
就这样，为了自己的思想信仰和人格尊严，为了“通过后门进入这个国家则为我所不齿”，胡适拒绝了牛津教授提名，继续在纽约困守愁城，坐吃山空。
附录:本文中提到的英汉名词对照
◆亨利．诺曼．斯波尔丁：Henry Norman Spalding
◆杜布斯教授：Prof. H. H. Dubs
◆斯波尔丁东方宗教及伦理讲座教授：Spalding Professorship of Eastern Religions and Ethics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