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4月11日，是作家王小波离世10周年的日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小波生前寂寞，死后哀荣。他并非著作等身，作品却造成巨大影响。他特立独行，不曾登高聚众，却“门徒”云集，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一派”。对他的阅读，不仅仅限于文学层面，更多的是关于人生世事的感悟与喟叹。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尽管多数人毫无保留地拥护他、阅读他，但永远有一些人对他所走的路，或敬而远之，或不以为然。“王小波热”已成过去，但诸神狂欢之后，总有印记。
他在敲打我们的疼痛
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王小波是一座谁也绕不过去的高山。他像一个文学上的外星人，谁也不理，直戳戳地站在我们面前，使延续多年的文学惯性难堪，使读者眼前一亮感受惊艳，使小说作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感到手足无措。我们很难用什么主义去概括王小波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明显地可以看出有“拒绝被归类”的品质，这在当代中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王小波创作总量并不是很大，小说也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还有从他的遗作和杂著编辑而成的《黑铁时代》，随笔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小说中极富个性的语言是他能成为一个杰出作家的保障。不喜欢王小波的人会觉得他的语言太粗、太白、太露，缺了文学上的纯净性。但什么是纯净性？纯净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有这个标准，它能不能作为最高的或者唯一的审美标准？王小波的语言美是一种混杂的美，是一种能传达出生存、生活、生命痛感的美，他反对的是单调，他追求的是混杂起来的丰富之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语言后面响起的清晰的、哀伤的旋律。汉语写作怎么往下走？王小波就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王小波过人的艺术想象力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引人注目。说他奇特，说他荒诞，好像都不能叫人心服。王小波似乎是用他的作品来验证人类的想象力在文字上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恐怕和王小波一贯推崇人的智力有必然的联系。简单地讲，他的想象力是富于智慧的，荒唐、荒诞、荒谬的想象背后带给我们的是清醒、胡说八道、瞎侃、神聊甚至是胡扯的表面现象，实质上连带的是我们骨子里的疼痛感。
(杨乐生)
“王小波热”之后
阅读王小波，伴随着大学、青春以及痛楚的长大成人，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自由不羁的戏谑、充沛淋漓的才情，是一代人生命深处的“精神家园”。然而王小波与“王小波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王小波杰出的作品，始终是中国文学最美的收获，主流文坛真正理解并接受王小波，恐怕还需要几个“十年”；“王小波热”却更近似一场历史的密谋，有着诸多待解的疑点。十年之际，潜回历史的河道，勘测河床的周边，解读作为“神话”的王小波，或者直接地说，解读“王小波热”，或许是一种别样的纪念。
自由与“自由主义”
十年间，王小波被反复讲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只神奇的种猪的特立独行，成为自由主义青年的行为手册。王小波戏谑飘洒的文风，大学与文坛之外的超脱，自由撰稿人这一被放大成“反体制”的暧昧身份，颇为吻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期待。饶有趣味的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的怀念与追认中，王小波精致而复杂的文学文本被轻巧地推移到视野之外，镁光灯所照亮的，是一代“自由分子”的成长史。
这一次，不是郭沫若，而是王小波。左翼诗人们在人格与作品的双重质疑下沉沉下落，自由的海风里飘扬起“黄金时代”的旗帜。有趣的是，在“自由主义”的声音被放大后，王小波的复杂被反向地缩小。罗素作为王小波所推重的思想家之一，被凸显为王小波的精神导师。相反，福柯作为王小波重要的思想资源，却处在被压抑的境地。王小波确实常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对“乌托邦”的预见也印证一代人并不久远的历史体验与想象。然而，王小波的复杂在于，如果说他摒弃了“乌托邦”，那么也是根本上的摒弃，而不是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移。
性爱问题
王小波对性爱的书写，构成了“王小波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性”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过分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性”被理解成对革命意志的动摇与亵渎；而另一方面“性”被欢呼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在90年代初，我们很容易想起《废都》，在这十年的尾声，则是《上海宝贝》。从古老的西安与士大夫的遗老情怀开始，移向国际化的上海与美女作家的“尖叫”与“疯狂”。在肉欲弥漫的世纪末，王小波包含大量性爱内容的作品渐次出版。
王小波笔下的性，呈现着多样图景，福柯意味上的微缩的权力景观，路易斯·卡罗式的天真与浪漫，一直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诚如笔者所喜欢的一个句子，“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想收集弥漫在王小波作品中不可归类的雾气，炼制成书商与读者共同亢奋的文学春药，在这个年代，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
“纯文学”
王小波所“师承”的文学传统曾经被赞誉为“一条波澜壮阔的暗河”。作为同样以白话文写作的汉语作家，他确实和我们熟知的现代文学传统有极大的差异。如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写到的，“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根本上说，王小波所推崇的文学是“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他推重的作品是《情人》、《我们的祖先》、《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欣赏的文论是《被背叛的遗嘱》、《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喜爱的作家则是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迪伦马特、尤瑟纳尔、图尼埃尔、伯尔等。一个最为概括的说法是，王小波属于“纯文学”。
王小波的出现，确实慰藉了部分人一直潜在的“纯文学”期待。对“现代主义”的、“纯”的文学作品的期待一直在文学界骚动不安，持续至今，从朦胧诗的大讨论开始，制造着80年代以来一个个论争与事件。这一期待的消化能力是巨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仅是王小波，他所推重的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作品，也先后在大陆的图书市场上热卖。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既然谈论的是“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它一定是“政治”的，“纯”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有趣的是，在世纪末汉语文学的百年沧桑之后，被想象“纯文学”的王小波，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类同于世纪初鲁迅的“铁屋子”一样的“囚笼”意象。恰如卓识的论者所分析的，“在他的未来画面里，历史进步的线形叙述，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谎言。”
(黄平)
王小波履历
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对小说产生了兴趣，70年代开始写《绿毛水怪》，1972年，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1978年，26岁的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管理系。1984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1991年《黄金时代》发表。1992年《似水流年》、《三十而立》发表。1994年《未来世界》完成，《我的阴阳两界》《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黄金时代》结集出版。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语录
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如不其然，就会引起火灾。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另一种是奸党。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