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一个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坦率地说,这有点与常理脱节，因为柳亚子正好置身于所谓“旧文学”的最后一代人之间，而即使是在旧文学中，平心而论，柳亚子也不能说最有实绩，远不是第一流的人物。因缘际会，柳亚子俨然是当代人心目中旧文学的代表。笔者束发读书，就一度以为，1949年后能写旧体诗的，除了毛主席，就是与他唱和的柳亚子、郭沫若等两三人了。
交游如云，领袖为友，海内知名，尤其是自己为之鼓吹的新的社会已经到来，按照一种世俗的判断，柳亚子的人生鲜有遗憾。虽然遭逢一个巨变的时代，许多同侪、同好都在时代风云中沉沦和隐没，而柳亚子却始终立于潮头，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而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会钻营迎合的人，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不论柳亚子的文学观如何趋新破旧，其安身立命、赖以成名的终究还是早已被人宣判为死文学的旧体诗词，而此道本来是和一个新的时代扞格难入的。1949年后，也几乎没有一个旧文学中人享受到了柳亚子的那种尊荣——这种地位之尊和声誉之隆，从其身后事中可见一斑：林伯渠、周恩来、宋庆龄等列名于柳亚子治丧委员会；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等十人主祭。
柳亚子的人生有示范意义。据我所知，1949年后，便很有一些旧诗人热衷于上呈旧诗，不知道这是不是受到过柳亚子的启示？的确，局外人观柳亚子，是要被花团锦簇所炫目的。然而正如本文文题所示，也许只有读懂“寂寞”，才能进入这个诗翁的心灵深处。
“欲凭文字播风潮”——文场中的柳亚子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柳亚子无疑属于文学中的“载道派”。1902年，十六岁的柳亚子一句“欲凭文字播风潮”已经规划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后来他更明确地宣告：“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在孙、黄发起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柳亚子身不与其役，却极尽文字鼓吹之能事。后来国内政治局势几经动荡，柳亚子虽然不能说是其中的弄潮儿，但他也绝非一个冷眼旁观者——至少在他本人是这样界定的，而他参与的方式仍然是驱动笔墨，因此他的诗足可当“诗史”之名。
谈到文学中的柳亚子，就不能不提及南社。尽管柳亚子对南社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主持南社可以说是他最大和最成功的事业。南社因为柳亚子而在国内文学界风生水起，而柳亚子本人也因主持南社而获得了深厚的人脉。他自己的评价是，没有他就不会有南社，这一看似自负的界定，即使是在后来攻击他的南社社友中也获得了认可，但后面还有一句：没有南社，也就没有柳亚子。后人观史，也许会感到奇怪，在南社众多社友中，论文艺才能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及地位，柳亚子并不是最为突出的，为什么会一再被推为盟主？这就要论到柳亚子做事的风格。当一个新兴文艺社团的领袖，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实绩，还要有埋头做事不计得失的热忱，而在这一方面，柳亚子堪称上选。为社友刊刻作品集，那是既费钱又耗时的工作，柳亚子却一做就是好几年而且甘之如饴。另外，在当时各种文艺思潮勃发、新旧文艺派别林立的语境中，南社作为新兴社团，要想“扬名立万”，其领袖人物就必须具备敢于推倒一切的魄力，而柳亚子恰恰不缺这种魄力。在和同光体崇拜者的论战中，柳亚子一句“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反对吾言者，皆所谓乡愿也”。真是睥睨当世舍我其谁！但这种风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南社后来的分裂不能不说与盟主这种风格有绝大的关系。
说到文场中的柳亚子，自然只能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其人的文学实绩；二是其人的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当年关于柳亚子的旧体诗，毛泽东一句“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一度成为定评，其实这还只能说是泛泛之语。柳亚子的诗当然不缺气魄，可是却素少雄浑之作，往往流为叫嚣，当时及后世的诗评家对此有很多精到的评价。柳氏之友、南社诗人林庚白当年编辑《今诗选》，在序中说“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今人徐晋如在《缀石轩诗话》中更径言“柳亚子诗非不豪壮，一发无余，只少无穷蕴藉”。评论作品之高下也许见仁见智，不好遽下定论，个人觉得，柳氏之诗容易误导后世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诗歌功能的畸变。诗歌本为抒写心灵之载体，而在柳氏这儿，因为他腹笥太富，太熟于诗，做个七言八句毫不为难，于是诗歌几乎成为日常交际应酬之工具，这一点只要翻翻厚厚两巨册的《磨剑室诗词集》，人们当有深刻印象。可惜后来一些耳食之徒不但不以此为柳诗之病，反极力称赞其“捷才”。如一篇文章这样回忆柳亚子在一次饭局上应同席之人邀请即席赋诗的场景：“毫不迟疑提起笔来飕飕就写，看他那神气真好像装满了一肚子的诗，激流涌出，势不可挡的样子……一霎时每人一张立轴写好了。我看他给我写的，和给边上几位写的都是他自己新成的诗句，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其实，老于旧诗一道的人有这种捷才无足称奇，但能称为诗的大概很少，绝大多数都只好说是“用韵语说话”。也许以今人眼光视之，柳亚子的诗更具“思想史”之价值。
与文艺实绩相比，柳氏之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更值得探索。在一生的文学活动中，柳亚子和人有过多次文艺论战，在这些论战中，柳氏推倒一切不容异见的气魄一以贯之。有人归之为他唯我独尊的狂人天性，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我以为应推论到他的文学观。柳亚子的文学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努力趋新求变，认为新的总要胜过旧的，变总比不变好。笔者称其为“进步主义”的文学观。柳亚子是真诚信仰进步主义的。胡适倡议文学革命时，附带批评“南社诸人，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柳亚子反唇相讥，讥诮胡适白话诗“直是笑话”。在这个时候，柳亚子还是信奉“形式宜涸，理想宜新”的，但不久他就尽翻前说，对反对新诗的旧友诚恳地说：“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柳亚子先是鄙薄同光体，而后“蔑视旧体诗”，声称“新诗的文学价值比旧诗高，我是想学做新诗而没有做好的”。他称赞郭沫若、蒋光慈的新诗，后来更断言“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这都是进步主义文学观的合乎情理的演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独柳亚子，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早已成君临天下之势。所以，我们常称许柳亚子为“革命的诗人”。在文艺上，是不是新的就一定胜过旧的，是不是立新就必须破旧，是不是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就绝对无法并立？现在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那些不加证实、先验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而具体到柳亚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还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观。
柳亚子视文艺为宣传品，一意破旧除新，这在其个人是自视为与时代潮流合拍的进步行动。对这种个人的抉择我不好说什么，但有几分吊诡意味的是，一个在文学上追求进步的诗人，其作品现在越来越被人淡忘，而他当年谥之为“反动”、“淫琐”的诗家如陈三立等的作品，现在还不断有人愿意阅读和研究。
“囊底奇谋嗟不用”——政治场中的柳亚子
亚子颇天真，十足名士气。
肆口发议论，信手写诗句。
牢骚实满腹，鲜与时事会。
公子宜明季，代移异其趣。
惜哉狂热情，忽随江流逝。
这是沈尹默关于柳亚子的一首诗，一个“颇天真”、“十足名士气”的人，只适合做一个诗人，这也是了解柳亚子的人们的共识。可是柳亚子自己却并不作如是观。
1940年，柳亚子在给女儿的信中谈及苏曼殊，说“此人是天才，但只是文学家的天才，不能搞实际工作，和我是同病相怜”。就我阅读所及，这是他对个人事务之才（联系上文可知，这里主要是指政治才能）最低调的一种认识，而更多时候则是另一种近于狂妄的判断。1947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未公开发表），其中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不论本党和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1〕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如此自负呢？原来，他自认一生中有两次伟大的预见。一是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革命党拟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换得和平与共和国体，柳亚子在报端撰文激烈反对，认为袁氏“断断不能适宜于共和之世界”，“他日易总统为皇帝，倒共和而为专制，一反手间耳”，号召进行”第二次革命”。而宋教仁案发生后，果然引爆了“二次革命”，果然袁世凯复辟称帝了。另一件事是北伐期间，他认定蒋介石已为军阀之续，曾向恽代英建议暗杀蒋介石，恽代英以“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为由拒绝，而后来果然蒋介石发动政变，恽代英命丧蒋手。从此“我谋嗟不用”、“囊底奇谋嗟不用”云云，便经常成为柳亚子的喟叹。
辛亥革命中，南北妥协究竟利大还是弊大，当年即使暗杀蒋介石成功，中国社会有无可能向柳亚子所预期的发展，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但肯定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不过，探究柳亚子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只能说他终究是一诗人，是一才子。首先，柳亚子对现代政治并不熟悉。他少年仰慕卢梭，但卢梭的民权论只是他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一种工具，柳亚子并未能由此入手探得现代政治之堂奥，所以他对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变幻经常会有一些让今人大感诧异的议论，便不奇怪了。武昌起义后他反对南北妥协，理由是“宁使十八省尽成蒿里，毋令世界上成此非驴非马之共和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深入想一下，建立共和国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柳亚子崇敬孙中山，针对时人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并列的观点，他认为“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而孙先生一下手就是三民主义，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一下子解决，华盛顿如何能比孙先生呢？……现世界人物能和孙先生相提并论的，只有列宁”。从“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一语中可以看出，柳亚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是相当隔膜的。柳亚子把莫斯科喻为“世界光明两灯塔”之一，这本来是那一时期世界性左翼思潮涌动的自然反应，而柳亚子的“激进”之处在于，他居然对二战中苏联借机吞并波兰的行动也要大加赞美，说“波兰的灭亡，是不足惜的，谁叫它拒绝苏联的援助呢？不独波兰，那芬兰的反苏政府，又何尝足惜。我是希望苏联能早日把芬兰反苏政府解决，变成人民政府的芬兰，那才是芬兰民族的幸福呢”〔2〕。
柳亚子文学上信仰进步主义，政治上也一脉相承。他早年仇满，后来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胜过单纯仇满的“一民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又被更为激进的思潮所吸引，“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虽然坦承系“道听途说，终在若明若昧之间，研究尚不足”，却并不妨碍他“独拜弥天马克思”，并自称是“列宁私淑弟子”。和他文学上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一样，他在政治上也坚持一元，任何妥协、共存都是他坚决反对的。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柳亚子终其一生真诚的信仰。他不愿做时代的落伍者，从其一生中的多次重大选择和行动中，似乎可以窥出，他是唯恐落后于时代，始终要追赶时代潮流的。也只有读懂这一点，我们才能懂得在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些旁人以为奇怪的言行。
谁都能够看出柳亚子终究是诗人，可是因为南社盟主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党内左派的身份，许多力量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而愿意把柳亚子当作一个政治家，希望借助柳亚子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国民党方面请其参加中央二届五中全会，未必不是着眼于这位老诗翁的人脉，而对“皖南事变”深感愤怒的柳亚子以一句“不愿向小朝廷求活”加以拒绝，结果惹得蒋介石大怒，将其开除党籍。中共方面则很快以吴玉章等人的一封联名电报对柳亚子进行慰问，高度称赞柳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
因为柳亚子对自己的期许，他是不愿意别人仅视其为诗人、文士的，特别是在他为之鼓吹、奋斗的新时代到来的时候。然而正如一本传记作者所分析的：“他认为自己理应担负起更多一些重要的、实际的工作，但现实和他的愿望有较大的距离”〔3〕。
鲁迅曾经说过，呼唤革命的才子一旦真的等到革命，往往会因早先的期望过高而失望甚至沉沦，并举苏俄的叶赛宁为例。尊敬鲁迅的柳亚子不知是否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但他对成为叶赛宁之续却是早有警惕的。1949年，他在给宋云彬的一首诗中宣布：“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他的确是全力准备要跟上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决心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唱出最强的音符。“自由呼吸新天地，要为民萌祝健康”；“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奠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至今我们都仿佛能够感受到一个敏感诗人心灵的跃动。但不久，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透露了另外的消息：
1949年3月24日，“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4〕。
1949年7月15日，致信学生，“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5〕。
1949年7月19日致信友人，“失眠已恢复正常，不过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于顾问了”〔6〕。
诗翁落寞的心境跃然纸上。不过柳亚子的性格毕竟不惯隐忍，终于在给邵力子的一封信中爆发了。1950年11月，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邵力子在讲话中称柳亚子“知文学而不知政治”，柳亚子大怒，书一长函致邵。此文一气呵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矜才使气、不可一世”的“狂奴狂态”毕现，可惜没有收入文集中，当时经人劝阻也并未发出。这一举动耐人寻味，在柳亚子的心目中，所谓“知文学不知政治”云云无疑是昔日朋辈对自己的排挤，焉能不怒？
“故人五十尚童心”——交际圈中的柳亚子
1945年11月，柳亚子在给旧友胡朴安的信中说：“弟为性情中人，尤重情感，有时超过理智，易怒而亦易解，亡友林庚白所谓‘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者，盖谓此也。今虽五十有九，然童心未解，苟以真情感待我，一切容易说话；若以弱者欺我，则唯有挺剑而起耳。”〔7〕这一段话不啻夫子自道，关于柳亚子的性格，也没有比这一番话分析得更为到位的了。
柳亚子的性格特征中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狂，这是众所周知的，老诗翁的使酒骂座往往使一座皆惊；一个是倔，唯其倔，所以好走极端，非头撞南墙不能回头，这在其政治和文艺生涯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一个是真，率性而为，全无机心。
长歌当哭，白眼看天，披寻文献，笔者常常会恍惚以为亚子先生是六朝中人。如果与阮籍、嵇康同时，亚子先生一定会有很多倾心相许不假辞色的至交。可惜他生错了时代，近世以还，中国士人或曰知识分子在各种因素的诱和迫下，越来越乡愿化、市侩气。加之柳亚子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缺陷（如好走极端），所以终柳氏一生，能真正称为柳氏之友者并不多。
说柳亚子没有什么朋友，这似乎太偏离常规了，交游遍天下的柳亚子居然会很少朋友么？这就要看对“朋友”下什么样的定义了。古人是把“朋友”看得极重的，置于“五伦”之中，如果尊重这种原初意义，仅具泛泛之酬酢、有相互利用之关系，不能以肺腑相见、脱略形迹和利害，哪能算是朋友呢？柳亚子交游遍天下是事实，而正因为这一表象过于突出，适衬出其中的悲凉意味。我想柳亚子对此未必完全没有觉察，他的失眠、神经衰弱症非常严重，往往一发作就有数月之久，其间常常意兴索然，懒与人接，即使老友之函也置而不答，按照现代医学，也许可视作心情抑郁之反映。这有些像鲁迅，谁不会说迅翁是在某些交际圈的中心位置呢？可是鲁迅的悲观和孤独又是如此浓重。热闹之中的寂寞，局外人羡其热闹，而寂寞况味，却只有自己独自品咂了。
不妨检点一下柳亚子的交际圈。南社旧人中，高天梅、高吹万等人因人事和文学纷争，和柳氏凶终隙末；政治人物中，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终身崇敬，但这是礼数，不能算朋友，至于“反正”阵营中的邵力子、李济深，毋宁说柳氏和他们有着很深的隔膜；新文学中人，如郭沫若、茅盾诸公，固然可以看到他们对柳亚子的大力推许，彼此也多有诗文唱和，但都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自然，柳氏一生中，也先后接受过各色人等的各种桂冠，如“革命的诗人”、“今屈原”等等，但其中真诚者究有多少？今天似乎宜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之类，虽然亚子先生孩子气十足，恐怕也不会太当真吧？
柳亚子真正的朋友不多，而在这不多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宋云彬。柳、宋是忘年交，而且从订交之日起，友情即终身未渝。性格即命运，而宋云彬此人的性格正和柳亚子相似。1949年后，知识分子以谈“学习”、“改造”为时髦，宋云彬却直陈最恶满口学习腔者，更发为歌咏曰“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而柳亚子也素不喜风派人物，某位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请他题诗，他因其人好讴歌，直言“规君莫作模棱语，领袖忧劳重整风”。相似的性格是二人相交的基础。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朋友”一伦几乎完全崩解。在那个特殊时段，有人身陷迷局，而平素被视为此君朋友的人，却做冷眼旁观式，等着看笑话，有的甚至还会记录下入局者不合时宜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晋身之阶。柳、宋友谊可贵处恰在于，二人还谨守着古之风义。有一封值得大书特书的私信，是1949年6月27日宋云彬写给柳亚子的。按说由资历、年龄要晚柳亚子一辈的宋云彬来写这样的信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中主要是对柳亚子进行规谏，可是作为朋友，眼见自从香港来京的柳亚子“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规”，有被人视为“有神经病”、“又在发神经了”之虞，宋云彬乃不避嫌隙，“致书规劝”，堪为亚子先生不可多得之诤友和益友。而纵观柳亚子一生，像这样的朋友委实甚少。更多的，正如宋云彬上述私信中所描述，他们环绕在柳亚子身边，“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洋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8〕。
说到柳亚子的交际圈，也不能不说到他和毛主席的交往，和那桩著名的“牢骚”公案。国人对这桩公案的兴趣十分浓厚，直到2004年，当年负责进京民主人士保卫工作的一位先生还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内幕。如文中说柳亚子在颐和园对保卫人员不满，“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直至发展到与门卫吵架，因工作人员没有买到时新蔬菜而发怒甚至打人耳光等等。而作者更判定，柳亚子发牢骚是因为“柳亚子抵京一个多星期，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又要迁居颐和园，而“六国饭店条件优越，颐和园生活条件相对较差……”〔9〕。因作者自称系“亲眼目睹”，权威性应有保障，可惜此文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就有误，即弄错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如此一来，文中的许多论断都失去了落脚点。
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因何而发？也许很难有让所有人心服的看法。私下认为在分析这桩公案时我们不能忽略亚子先生的性格特点。作为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名士气和孩子气在亚子先生身上是兼而有之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领袖当老朋友看的，普通人如果感觉受了老朋友的冷遇，不是也会抱怨几句吗？许多人指责柳亚子的牢骚是“私心自用”，那句表示要归隐的“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近于要挟，如果真是这样，很难相信，就因为领袖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导，老诗人马上就能从思想上转过弯来，在接到领袖赠诗的当日下午即做诗表示要以颐和园为家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不知别人观感如何，笔者庸陋，亚子先生的“说项依刘我大难”、“无车弹铗怨冯谖”云云，怎么看怎么像耍孩子脾气。别人看老诗人一副伸手要这要那的架势惹人厌烦，我却只见一片天真烂漫，因为这就是诗人本色，他年岁再长阅世再多，看什么都还是透明的。当然，随着史料更多的披露，亚子先生的“牢骚”也许还会有更丰富的内涵。但基本的一条可以肯定，柳亚子的“牢骚”绝对不会因移居而起，否则我们未免太小瞧了这位早在1926年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向眼高于顶少所许可的老诗翁了。
晚年柳亚子走过了一条从亢奋到消沉的路。在他逝世前的几年中，他几乎没有社会活动，那支凌云健笔也搁置了下来。其中固然有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文人的大脑哪里会因病而废呢？偶然留下的几封私函等一鳞半爪，其中的衰飒之气倒是透出了很多丰富的消息。
各色人等在柳亚子身后，给了他足够炫目的桂冠，不知地下柳亚子会许其中几人为知己？
“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现在我们重新说起柳亚子，难免会想起诗翁此诗。一个倾心革命向往进步的才子、名士、诗人，这种真诚愿望的灼热程度，即使隔代也若有所触。只是，诗人终究是“苦恼的夜莺”，除非你仅剩诗人的躯壳。也许，这就是大变革时代一个诗人的宿命？
注释：
〔1〕《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页。
〔2〕〔7〕见《柳亚子文集》之《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330页。
〔3〕周广秀：《箫剑诗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4〕〔5〕〔6〕见《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63、364页。
〔8〕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9〕孙有光：《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