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33.00元。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表示失望：“通读这部《半生多事》，我实在很难看出所谓‘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也很难将其视为所谓‘一个人的国家日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故老人的感叹唏嘘，只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混沌晚景。一句话：半生多事，毕竟如烟。”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反右时王蒙有‘童子功’护身，下放劳动反倒锻炼了身体；‘文革’时王蒙远在新疆旁观，不无小乐，甚至为边城‘文革’的窝囊样子而不禁为毛主席叫屈。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其轻如此，夫复何待！”现在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又出来了，我看了部分章节，结果继续失望，或者也可以说更加失望。
《大块文章》记述的是王蒙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的历程。这十年正是传说中的八十年代，大众媒体曾集体怀念过一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为比较少见的“专著”也一度受到追捧。只是这种怀念和回顾毕竟失之零散和随意，离人们期待中的“1980年代的中国史”还远得很，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就想看到更多的回忆和怀念，特别是像王蒙这样的“时代风云人物”的记述更值得期望。80年代可以说是王蒙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显赫头衔，《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的煌煌巨著，名与利，权与位，一时间都落在头上，来到掌心，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从名利场中趟过来的王蒙对那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独得之见呢？且让我们看看他对“反对精神污染”的看法，看看他对晚年周扬的看法。
他说：“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现在停一停，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哪次政治运动不从消灭几个作家开始？……现在的批评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他说：“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
坦白地说，这样的看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清楚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指向，也已经明白“社会主义异化”的实质。王蒙真是太聪明了，但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悲剧感，没有宗教感，甚至也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是个有归属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能独立的人；他是个有羁绊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得自由的人。
带着这份失望，我又在张者的小说《桃花》那里撞见了一片迷茫。前几年看过张者的小说《桃李》，那是一本让杨绛先生感到惊奇的小说(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也是一本让人对如今的大学感到迷茫的小说。《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继续着大学校园中令人感到迷茫的人与事，并在迷茫之外又平添了几许怅惘。作者把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置于卷首。曾经的纯情，曾经的真爱，曾经的豪情，曾经的理想，都已经不知到何处去了，只有桃花还在，春风还在，但却不是我们全部的真正的期待。
还是从愤青式的失望和“文青”式的迷惘中解脱出来吧。许纪霖先生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继续推出新作，《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都值得一读。甘阳和刘小枫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问世已有段时间了，但似乎未见有大众媒体留意。当然从现有的书目来看，如果不是行家里手怕是难明所以，自然也就无从置评。此外邓广铭先生的“宋史人物书系”(包括《岳飞传》)也颇为可观，虽然属于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