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据说《我和上帝有个约》在十年前就有个初稿？
北村：当时想写但写不好，手稿丢掉了。过去写的一直是绝望，我自己有厌倦感。绝望是事实，但人类在精神生存方面应该是积极的。我个人的生活本身至少比较积极光明，为什么我笔下的东西却非常绝望？我内心真的很绝望吗？我觉得不是，而是我自己并没有考察自身真正获得喜乐和平安的真相。我的创作与我的生活有分离状态。那么，经过这十几年时间我觉得心灵上准备得可以了，说到底，心里如果没有这种喜乐和超越感，是没有办法写出饱满的真挚的感情的，我又不愿意再写绝望的东西。我通过写作要矫正我内心的东西。比如有人说要写你真实的东西，但什么是真实的？我的愿望就是真实的，我觉得愿望比处境更真实。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一个关键词是“恐惧”，恐惧的原因很大一个是人的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一个细节让我很震撼，其中有个人物原先非常穷，后来成为救护站的负责人。有一次洗车的人看他的车牌，他感到非常恐惧，觉得这个工人想对他图谋不轨。
北村：中国当前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正在积累财富，可能有部分财富裹挟着不公，这种不公在世人面前会投下一些阴影、忧虑，可能在法律上没问题，但是在心灵和道德上会产生影响。假如心灵所要求的丰富性和物质的丰富性产生鸿沟，未来可能是不乐观的。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心灵破碎远比山河破碎来得更让人肝肠寸断。假如今天有些普适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或受到挑战，那将是可怕的。我的作品试图写的就是一种温暖的东西，这温暖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但获得温暖之后才是有力量的未来，不是脆弱的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改变机器，改变文化。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政府也特别强调“公平和正义”。
北村：问题在于怎么达到社会公正？制度是保障，法律法规也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性的预备。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性的预备要怎么做呢？
北村：人是一种奴役性的动物。摆脱奴役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对崇高的认识，能获得一种永恒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超越时代，也使得传统与未来之间不会断裂。这个非常宝贵的精神上的链条，乃是符合人性目的性的一种启示。所以说，要使人免于恐惧，达到幸福。我这部《我和上帝有个约》消极方面是探讨恐惧，积极方面是探讨什么是幸福。究其本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皆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就是人对人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源头在哪里？我怎么才能相信？我认为，不是一个文化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依赖于信仰，只有信仰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然后达到对方的心灵。
南方都市报：信不需要证明？
北村：人们要认出自己的父母兄弟，并不需要去验DNA.这里面所达成的关系是信赖。信，或者说信赖，或者说信任，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具有超越性、崇高性、神圣性。这需要重建价值的属性。
这个小说写了两个仇敌，一个是被害者，一个是加害者，加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被害者，被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加害者。怎么一个加害者和一个被害者能够产生一种近乎爱情的关系？这是否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可能，几千年的人类一定因为竞争不复存在了，所以它必得是事实，但太难写了，如何在信念碎片中重建互信？有人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假如不克服这个障碍，不写出这种温暖来，我无法回答我现在所处的现实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心里所质疑的问题。同样，我无法写出真正的未来。
南方都市报：在现在的经济生活中，诚信是 奢侈品。
北村：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人类是一个信赖的动物，人类若没有这种信赖的话是没有幸福感的。如果今天我是靠验DNA来建立我与兄弟的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非常古怪的。否则，这种关系就会非常有幸福感、超越感。人非常奇怪，所有的快乐正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写陈步森一步一步受到致命诱惑：我是个罪人哪！我杀了她家里人啊，她却像对家里人一样对我。这种被赦免的感觉其实是虚拟的，但这种感觉带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我把它称为隐秘的喜悦。这种快乐超越一切恐惧，即使这么一个背负巨大罪恶的人都有致命快乐吸引他，一步一步从那个罪恶走出来。故事的结尾，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要建立在一个充满美好人性的社会里，幸福其实在人性里面，不是在人的外在生活中。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中有大段的思想论述和内心独白，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的故事本身和你的理念阐述之间，你怎样处理？
北村：一个没有思想能力和思想动机的作家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没有对人性有足够关怀的作家是残忍的。真正优秀、伟大的作品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容量，否则最多写个人命运，写不到人性里面，最多写个人情感，写不到精神深处。一部小说的进程、逻辑性建立在故事本身上的呢，就是传奇小说，就是火车上卖的杂志那种东西。可同样是三角恋爱关系，为什么有人写得那么高，有人写得那么低，一定是有它的思想容量在里面。就像它的血液和经脉，完全生长在故事里面，成为它的叙事逻辑。这个叙事的动力，抽离出来就是思想。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一个理论家，也不一定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就我个人来说，找不到一条思想动力线的作品我不会写，这样我的叙事动机就没了。我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这部作品要沿着我要讲的故事，最后回到我和现实的关系上。
南方都市报：但我们阅读这部小说，读到一半时我们就知道冷薇会原谅陈步森。
北村：这毫无关系。就像托尔斯泰在《复活》开头就告诉我们聂赫留朵夫想对娜塔莎补偿了，但并不影响我的阅读，因为动人的是他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心灵上慢慢改变。我今天不是要有层出不穷的悬念。如果只有出乎意料的结尾，而没有出乎意料的思想的话，完全没有价值。所有的东西都是求新求变的，只有生命不会。我在今天这个处境下如何描述古老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性，关于幸福，关于死亡，关于信赖，有些话题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读者会猜度。我只要让读者猜不出我笔下人物的心理，猜不出他的行为的动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为，不选择那个行为，这选择对他的心灵产生何种影响。我觉得这个比情节意义大。
南方都市报：你小说开始叙述一个杀人的场景很惊心动魄，我们立刻把心悬起来，但是随着叙述的深入，发现在陈步森旁边的许多人，他们的罪行远远大于他。
北村：从罪来说，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这里有分罪行、罪案和罪性。比如我们今天开车违规，因为超速这个罪行，我在交警记录里就有罪案，但这个错误是我内心那个爱超速的罪性发出来的。我交了罚款扣了分，把我的案底清了，我还是会犯。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要把一个人从罪性中释放出来，又保持人性的光辉的一面，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陈步森从罪性里挣脱出来达到自由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挣脱出来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北村：对，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最大的罪还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是根源。这样的人性不受约束和监督，他的行为也将不会受约束和监督。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面的胡土根认为自己的暴力具有劫富济贫的意味。
北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容忍。我对劫富济贫这个词从来没有好感，因为劫就是不公正，最大的恶是以恶反抗恶，从来没有好结果。他反抗了恶，但没办法走出恶，只好陷入恶性循环。另外，你怎么知道它是恶呢？过去我们用激烈的方法改变现实。但今天反对的可能成为我们明天赞成的。公正不在加害人身上，也不在被害人身上，不在富人身上，也不一定天然在穷人身上。我受欺负了，我要改变，但中间加了恨的因素，后果就很可怕。我们说无法无天，是天奠定了法规，人有天地良心，才有法律。我认为社会今天提倡和谐是非常好的，但怎样达到？一定不能用激烈的方法，一定要宽容、理解、宽恕。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人在帮助陈步森的过程中，一步步认识到自己并不比他更好，刚开始大家是帮助者、觉悟者，最后才发现自己所领悟的东西还不如陈步森。
北村：以罪的性质来区别，比用罪的程度来区别其实更重要。从罪的程度来看，谁比谁好一点，谁就想要做谁的裁判者，但他又是有缺陷的，于是不服从就开始产生，后果堪忧。其实在罪性这一点上，谁也不比谁更好。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找到无罪的圣洁所在，大家才来尊重这个所在。否则只能从人中推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来做审判者的角色。这个人要保住他审判的地位，必然要动用权力来维持，会产生更大的罪恶。
南方都市报：说到真相，我想到现在如火如荼、针砭一切的王朔，你怎么评价他？
北村：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价值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就要崩溃了。就像自然界的绝对性，道德、价值也有绝对性。不能被相对主义思潮吞灭。不然，我们的普适价值就湮灭了，所有的边界都消失了。
我为什么说王朔是在胡说八道？他自己说了许多狠话，然后再说自己说的尽是瞎说。对于一个以言说为责任的作家来说，这种自由是否拥有？王朔是年长的那一辈，他的言说将对更年轻的人产生影响，他如果是在私人朋友那里瞎说，也许可以解读为玩笑，但在公共媒体面前这么说，说明他完全放弃了责任，放弃责任的人说的话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还是有标准的，就好比有些电视画面必须打马赛克。必须承认一个绝对价值，相对主义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并不是很好的作家。我认为中国真正的一流作家是像格非、余华（blog） 那样的作家。尽管余华曾经写出一部二流作品《兄弟》，我仍然尊重他的才华。但是王朔显然没有达到一流作家的水平，他有部作品很好，好像叫《橡皮人》，已经让他从二流到一流迈进一大步，但后来他的北京文化一出来，我就没看过他的好作品了。他可能是一个一流的社会活动家，可能是一个有影响的言论家，但不是一流的作家。作家要发出真诚的声音，就是一以贯之的言说。我今天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都可以说，虚虚实实，好了，即使这都是真实的，但真实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暴露，我们不应该以真实的名义放纵恶或者宣扬无意义的个人感受。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们，纷纷推出长篇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北村：我觉得一个 长篇小说为什么能够盛行，与我们时代生活有关，动荡的生活为长篇小说提供视野和内容。但是我想，现在长篇小说的出版热，并不能代表文学的繁荣。作家把握动荡的生活，仅有才华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思想的概括能力，还要有距离。假如一个社会只读长篇小说，不能静下心来读短篇小说，我觉得文学的年代就还没到来。
格非是这个时代我最尊敬的真正的作家之一，他当大学教授，能坚持创作，很难。他始终没卷入经济浪潮里，委身在纯正的文学里面。他的《山河入梦》保持了文学的尊严，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前不久我读完他的《山河入梦》，数日沉浸在久违的阅读享受之中，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荣耀，它被格非继承下来。
余华曾经是个很好的作家，我相信现在他的能力也依然很好，但是他写出《兄弟》，这是态度的问题。也许他的下一部作品会很出色，看他愿不愿意去做。我认为对余华下定论，为时过早。我估计在写《兄弟》之前他的整个写作状态都没准备好，结果他只是找到某种语言状态或语感，以为是文学状态。
南方都市报：现在所有的作家都经常讲到传统，但你似乎不是从中国来寻求写作资源的？
北村：我有个疑问，什么是传统？为什么外国文学就不是我的传统？我在读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学认同有限，也许在艺术层面上曾经欣赏过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上，我一直不喜欢。我没有读到多少崇高性和神圣性的东西。最崇高的身影是屈原，很可怜地投到江里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诗让人感觉人在时间中的无力感和寂灭感；最优秀的作品《红楼梦》，成功地描述了虚无的意义，但虚无不能满足我。《三国演义》是谋略学；《水浒传》把公义解释为友情。中国文化极其复杂，但没有描述终极价值，描述生命的本性，却给我提供了一种规避。这是一个巨大的描述相对主义的消解机制。而我的关键在于我是否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归宿和幸福感。中国文人不是向前进入庙堂就是向后远遁山林，他们不向上看，只有向上看，才能产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立场：独立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你近年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我和上帝有个约》，似乎就在写我们身边的生活。余华的《兄弟》也曾经宣称“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北村：我恰恰认为他是侧面介入。你要正面强攻时代的现实，就必须正面强攻时代的心灵。朱大可（blog） 曾经描述说有一天他起床看到对门有个男的趴在床上，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这个畏罪自杀的人被运走了。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很恐惧。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现实。我认为一流作家就是这样观察和把握现实的。《山河入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可能没有《兄弟》里面那么多有趣的现实场景，但很高明地概括了那个时代。有人写一些城市景观如酒吧，就是写现代性吗？只有写时代对人性和心灵的影响，才是真正写出那个时代。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中国的现实，但你的思想参照物却来自西方。
北村：我们在不断地寻找，寻找光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光的本质是太阳光，有人说是电灯光，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东方也照西方。
南方都市报：现在不少作家抱怨说，自己受关注太少，还不如三流明星。
北村：这是一个很苦楚的、可怜的面貌。文学偶像想当影视偶像；不仅如此，现在很多老作家也想当文学偶像，这是最可怜最尴尬的。为了市场，开始从选材上、形象包装上，使自己成为像韩寒（blog） 这些人，其实你可以把作品写得更好。我一直说对韩寒他们要宽容，不是说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令人尴尬。作家并非要成为人民的表率，但许多东西我们做得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曾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荣，已到不惑，却仍然受到欲望引导，我们实在没有多少权利指责年轻人。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我们的文化消费更多是碎片式的，比如周杰（blog） 伦歌词里的古典或者异域的诗意。
北村：文学界和娱乐界都有些作品很流行，但已经是超出边界之外的垃圾了。可能垃圾之中也有些好东西，但整个是垃圾。比如削苹果，你不能说苹果皮没用，但我肯定不想吃果皮。曾经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是我们的经典，现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成了我们的经典。像卡夫卡、里尔克，还有新小说派，也有许多碎片式的、巴洛克式的东西，外部形态和今天的非常像，但事实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周杰伦的歌我曾经批判过。他的节奏是好的，没有心灵的东西那只能听节奏了。《菊花台》已经是周杰伦最好听的歌了，但跟过去相比，是很烂的歌，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觉得很好听呢？因为山中无老虎，不再讲究心灵的感动了。情感都没有打动，更何况心灵呢。八九十年代有一首歌《请跟我来》，旋律极美，《牵手》的曲、词都有深度感。现代到后现代，艺术的瓦解是残酷而严肃的，而现在是消费时代，怎么能相比呢？时代处境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快餐时代，作家何为？
北村：我不愿意把它描绘成堂。吉诃德的时代，堂。吉诃德是很辛酸的。我觉得作家应该享受这个时代独有的安宁。可能别人都投入商业大潮，作家恰恰有一份独特的安宁。作家可以好好写自己的东西，然后用合法的、正确的手段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但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卖了太多我不会很高兴，因为可疑。获得本届华语文学盛典的提名，你们问我对这次获奖有什么期待，我说毫无期待；问我对我的创作有何影响，我说毫无影响。如果我的境界不能提升，得奖又能影响什么呢？仅仅期待得奖，可能就会期待作品多卖，但假如多卖了，这部作品可能有毛病，这是我基于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做出的判断，我认为自己的作品绝对不能卖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就像余华的《兄弟》。我必须要节制这方面的欲望，因为它的强度超过我们想象。我希望这话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