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民主讨论的言论不断在网络泛起，其中这样一种声音值得倾听。四月下旬的新华网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形成”为题，介绍了“印度信息网”提出的一个观点：“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于是，“中国式民主”或“中国的民主模式”便成为一些学者的讨论热点。5月7日的“中国新闻网”扼要报道了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一位教授的文章，该教授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已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揭橥的两面旗帜，但，近百年过去，科学不论，我们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过太多的曲折。一个重要的缘由便是在“民主”之前加上各种各样的定语，以强调民主的各种特殊性，以至造成这样一种状况：民主定语时行而民主本身减损。比如陈独秀本人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就力批“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它是“虚假”的，并弘扬“无产阶级的民主”和“大众的民主”，因为它才是“真正”的。其结果，定语取代了主语，阶级意识压倒了民主意识。今天我们在超越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终于认识到：民主就是民主，它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就像上述包括民主在内的“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前一个时代我们不都是在它们的前头加上过“资产阶级”的定语而厉行批判吗？今天，当我们去掉定语，承认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时，从观念角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姗姗来迟。
既然包括民主在内的“人权”、“自由”等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那么就说明它们在这个地球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种普世价值。而就任何一种普世价值言，重要的是强调它们的共相而非殊相。在这里，共相所以比殊相重要，在于它涉及这种价值的存在底线。以人权而论，它所包括的人的生命权、言论权作为人的权利底线，是不分民族和国别的。你难道能在理论上划分美国人权和伊拉克人权有何不同？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同，只能解释为其中一种人权是伪的。民主也是人权，是人的一种积极自由的权利。就它所包含的价值内核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会有美国和伊拉克的区别。我们知道伊拉克也是声称民主的，萨达姆也是经由民主选举并且是全票当选而执政的。但这种强调国别性的民主（比如“伊拉克式的民主”）是真是伪，已经不需多置一词。
因此，接受我们曾经的历史教训，去掉各种各样的定语，回到民主本身。民主就是民主，既不需像过去那样划分阶级，也未必需要像今天这样特别强调民族或国别。比如这位教授特地分疏中国“代表制”与西方“代议制”的不同，我就看不出区别何在。代议制的“代”不就是代表的“代”吗，代表制不就是代表们会集在一起议论公共事务并形成一种制度吗？两者都是“间接民主”，代表都是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如果有不同，倒要问问各自的代表是通过什么程序产生的，它的实际作用如何。在语用学上，定语的一个功能便是对主语的限定，而限定本身却有可能使主语遮蔽。既然我们好不容易承认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强调民主的“共同性”而去强调它的特殊性，诸如国别或其他呢？以一种学术商榷的态度，我以为，如果今天强调民主，那么，强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比强调“中国式民主”更重要。
这里的区别就是共相和殊相的区别。殊相固然可以提倡，但它不能违背共相，否则民主有可能成为一种假借。当年陈独秀袭用前苏俄那一套，指责“资产阶级民主”从而使他不能走出假民主的误区。直到晚年，这位老共产党人才憬然有晤，在给西流等友人的信中，提出了对民主的“最后见解”。这时，他的民主观已经不是在定语上兜圈而是直接切入民主本身了。他所提出的七条民主的“真实内容”，比如“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外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等，都属于民主政治的价值底线。在其普世性上，这种民主是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