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去中国书店淘书，发现了一套《宗白华别集》竟然放在一堆旧书里。书是2005年6月出版的，显然不能归到旧书类，也许是宗先生的风格太过安静，大家忙碌得很，以为安静的东西都是陈旧的。
不过我却喜欢这套书，以前我是买过宗先生的全集的，但这套别集显然更有意义。一方面当然是思想。对宗先生略知皮毛的人，以为先生的结构是零散的，感受也是非常小众的，甚至是风花雪月的，但我在这套别集里却能读到以下文字：“我觉得大多数人懒于思想，正合于一个社会要他们保守正确思想的目的。所以我们中国自从先秦诸子争吵以后，思想懒得连错误都没有了”。
在《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章第三节，宗先生谈论了“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先生说：“秦汉以来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代替公、侯、伯、子、男，可谓起于春秋战国时代。此种士、农、工、商，既非贵族，又非农奴，可以叫做自由民。此种自由民的出现，为诸子学说发生的根本原因”。
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念来阐释这段论述，即：市场的不断细分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分工，而充分的社会分工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并进而引起学术的多元与自由。
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同时也是可以连通古今的话题。
班固《汉书·食货志》云：“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住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贷曰商。圣王量能授事。
四民陈力受职，故朝无废官，邑亡四民，地忘旷土“。
我不知道同时期或者更早时期还有谁如班固如此阐释一个理想社会。窃以为这样的阐述很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一段话了。
班固首先设定的，乃是市场的细分，并认为这样的细分将导致社会的稳定，这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讲分工大致吻合。可叹二人相隔遥遥2000年也。古人关于理想社会的阐述何其多，但大多从伦理、皇权、道统的角度出发，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后来的李嘉图等人的空想主义等等，这么看来，班固算得上是有经济学萌芽的大人物了。
宗白华先生显然在班固的话语体系里找到了新东西。接下来他的解释便引出了“自由民”之说。宗云：“周制诸侯、卿、大夫皆世袭，如祝史等官，世守其业。
到春秋时代，此种制度渐渐破坏，贵族下降为贫民，于是渐渐出现靠知识技能谋生之人，于是官学废而私学兴，自由民真正出现了“。
我个人对自由的理解，更多时候也是愿意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作为一种具体的生活形态和权力形态，自由首先需要设定的基础，便是自由分工的市场前提，如果在一个未建设起充分的市场分工的社会里谈论自由，惟一的目的地，就是盲动。
我不知道宗白华先生在谈论“自由职业者”这一命题时，把时间划定在诸子时代，其本意是不是认为诸子百家时代是中国历史最自由的时代。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研究，而宗先生仅仅用了1000字的篇幅，先提出观点，然后拉了一个大致的提纲，便草草结束。好在历史的细节摆在这里，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代人也过去了，对于自由，我们甚至连向往的勇气都不具备，就像宗先生所言：我们中国自从先秦诸子争吵以后，思想懒得连错误都没有了“，而有的人则刚好利用中国人庸懒、麻木、恐惧的集体无意识，彻底焚烧掉最后一点点自由的碎片，将专制、独裁的道统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