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记录京剧艺人故事的书。麻黄色封面、黑色书脊，略感粗糙的面纸，像被锯开多年的木头断面，犹如缓缓转动的老唱片。读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疼痛缠绕在心。
单看到马连良、言慧珠、奚啸伯、尚小云、程砚秋等名字，我们或许会无比钦羡。这些在中国京剧史上灿若星河的人物，在创造艺术辉煌的同时，一定也像今天的影视明星那样，富极且贵吧？
在韩剧 “昌盛”，京剧式微的今天，《伶人往事》犹如一剂醒药，让我仰望天空，唏嘘不已。实话说，我不懂京剧也不喜欢京剧，尽管它是我们的国粹。《伶_人往事》记录的8个京剧艺人，他（她）们对艺术的执着、对尊严的捍卫及其悲欢离合的故事，却给了我巨大的震撼。
艺人（戏子）在“三教九流”中，其社会地位仅比妓女和小偷高。到了清朝和民国，京剧艺人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改观。尚小云的父亲是那王府的大管家；奚啸伯是满族正白旗，且为书香门第；叶盛兰祖上有为乾隆八十寿辰献艺的盛事；至于像程砚秋、奚啸伯那样，成为名士罗瘿公、陈叔通、吴小如、文怀沙等座上宾的更不足为奇。
那时学习京剧艺术，要么在类似“荣春社”、“富连成”这样的科班，要么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其艰苦可用“残酷”来形容。叶盛长为了练《清风亭》中一个握拐棍的姿势，挨打无数。回忆那段时光，他说：“挨打不冤，记得特别瓷实，一记就是五十年”。班主们为了培养梨园后人，不惜倾家荡产。尚小云说：“这种生活（办荣春社）比唱戏难上十倍，我是抱定了苦干到底的决心，或许有最后成功的一天”。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有如父母之于子女，既关心成材，又关心生活。他们以人格、才干、身体、精神、技能等去感化、实现育才的目标，绝非今天的电影学院、戏曲学院批量生产所能比的。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艺人，技艺精湛，个性鲜明，尤其在舞台表演的真实上，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
言慧珠为唱好《凤还巢》里的两句慢板，走路哼、吃饭哼、睡觉也哼，连他父亲、“言派”创始人言菊朋都纳闷：“这孩子怎么傻了？”。1965年， 46岁的言慧珠在上海表演现代剧《松骨峰》，自觉吃力，结果也没人叫好。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再属于我了。”一年后，她自杀身亡。官方的结论是“自绝于人民”，20年后，官方又有一个结论，说她“含冤而死”。
我非常欣赏言慧珠。她高大又苗条，顾盼神飞，艳丽而纯洁，眉宇间透着高贵的气质。她是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也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因为爱得太浓烈，太执著，两次婚姻都不算成功。她的爱需要男人付出等量的热情去承载，加一份、减一份都不行。一生中，有过三次自杀。作者认为她的最终自杀是政治迫害和婚姻的不幸导致的，我不敢苟同。我以为，这个喜欢穿绛红色花格旗袍的女人，一生真实美丽，蕙质兰心。美，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她容不了任何瑕疵，特别是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当生理年龄老化和艺术环境恶化的时候，任何问题在她那里都会被放大。她的自杀，是美对丑无奈且决然的反抗，作者说她自杀后“冰冷而凛然”。如是，言慧珠就算生得美丽、死得漂亮了。
那个时代也许没有“职业化”概念，京剧艺人却有了职业化的实际。在他们看来，唱戏既是生活的根本，也是生命的爱，爱的生命。因此，除非是赈灾义演，其他即使是给皇帝老子演出，银子是照收的。1953年，马连良随团赴朝鲜慰问演出。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回国后，要求剧团支付自己的报酬（而且很高）。这事情，引起文化部的高度重视，认定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一个艺术工作者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中，如此表现，岂不是对正义的亵渎、对革命的反动？其实，马连良不过是按照梨园习惯和戏班规矩行事。反右时，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都划了右派，他因了彭真的保护，有幸过关。“文革”时，在劫难逃了，新帐老帐一起算。被彻底排斥在舞台之外，人很快就病倒，年底即遽然长逝。正应验了梨园行的老话：人演戏不老，不演戏才老。
艺人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只是他（她）们的进步并非与“意识形态”同步，而是与舞台联系在一起。马连良把生命都托付给了京剧，有一天被宣布将与舞台绝缘，他立即六神无主。言慧珠在成为国营剧院演员后，两年内只演过13场戏。她没好气地说：“我在这儿（上海京剧院），在墙角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艺人，就是这样的群体：有许多陋习（比如赌博、吸鸦片），但是，他（她）们对生命快乐的沉酣，却能达到生死以之的程度。什么时候可以迷醉，什么时候必须清醒，是一般人都具备的常识。艺人不然，他（她）们要么迷醉，要么迷茫。越是有才情的艺人，越是生活中的弱小者。《击鼓骂曹》里有一曲牌叫《夜深沉》，其鼓艺是杨宝忠的心血之作。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是天地之灵的交响。这个天赋才情的杨宝忠一生广结人缘，最后却孤立无援，竟被自己的学生（红卫兵）关在暗室里，冻饿致死。
本书最令人沉痛的是人物的结局，无一能在“反右”或“文革”中幸免，有的断送了生命，有的被排斥在舞台之外（亦等同于断送生命）。这群曾使国粹艺术登峰造极的人，当年可以为伪“满洲国”演出、为汉奸演出。到了新中国，反而不能给人民大众演自己得意的戏。这是历史的遗憾还是艺人的宿命？是京剧艺术的悲剧还是民族文化的不幸？
如今，包括京剧在内的多种民族艺术日见衰微甚至消亡。章诒和说本书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我们读这部书，读他（她）们厚重的人生，必然也让我们对那些苦难、复杂却始终澄明的生命心怀敬意。
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领袖，第一任交通部长，反右中第一大右派。我纳闷：章氏家族当年与梅兰芳、周信芳、杜近芳等亦有交往。《伶人往事》却没有专门写他们，只是在某些事件里让他们偶尔出场。熟悉“三芳”人事者，由此，应能窥见本书作者的初衷。
2007-4-25夜写于武昌
（《伶人往事》 章诒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