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我有限的见识，近年来进入学院的人士不可谓不多（这里我没有用民间一词），如吉林大学的邓正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翰、浙江工商大学的高晓勇、西南交通大学的柏桦……还有我的前同事西南政法大学的林国荣，一度传出中国政法大学也在延揽著名的吴思先生，若非小孩尚小，没准我的朋友秋风也早就被一些北京之外的大学收入麾下了……有朋友戏称，这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即体制运用其资源优势，对文化资源进行的吸纳。
一般而论，现代知识创造离不开学术体制，对个人而言，经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实为必要，我友赵楚有言：学科训练乃是一手艺活，比如木匠，人手一套工具，即使是最差劲的木匠，刨锛墨斗，也是一应俱全操持自如，虽然做出来的家具活可以有若霄壤。因此，学科训练可视为一上岗证，而大学等建制化的机构乃是获得这一上岗证最普遍的手段。一般而论，若无经受正规学科训练，容易出妄人（民科？），但反过来，经受正规学科训练，也会出庸人（有证但不出活），而那些天资出众且有恒心努力的人士（谢泳自然即属于此列），也可以经由自我的训练，而获得上岗之实力，这个时候，学术体制经由一定的论证，而将其延揽入彀，自然是大好的事情。因此，我赞同余杰的看法，这是我母校的“荣誉与福气”，因为它获得了一个具有公认的学术能力，且超越普通学术人士的天资和心性（其自我训练而成就即是明证）的人才。
但是，我却很难赞同余杰所说的，这是受聘者的“尊重与地位”，不能苟同于上面那些友人的看法，而径直将谢泳受聘母校一事等同于粱漱溟、钱穆受聘北大。
即以张鸣先生此次的风波来看，中国大学的问题非校长不为善，而为体制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分辨了，如此，谢泳所入之大学，非粱漱溟、钱穆所入之大学，也毋庸置疑；形式虽似而实质不同，在梁在钱，入的是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大学，其学问当有发挥之余地，而在谢，入的是一大学党委在上，而行政把持于下的大学，即便有一二善人发愿，又能如何？谢泳的学术能力在这样的体制下，能比今日得更好的发挥吗？对此，我持悲观的态度，“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不待智者，即可知也。
钱钟书有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陈寅恪则言：“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如学术已然独立，学术共同体已然自治，则学问是否在学院，无关宏旨。而如学术不独立，学术共同体尚未自治而匍匐于行政权力之下，学问在哪里做，就是一个问题。在保留现有学术体制的基本框架的情况下，通过引入部分新血，并非通向学术独立的道路，反过来，进入这个体制，更可能的就是丧失自身的独立性，而非将自身的独立性输送给了这个体制。与我母校是幸，于谢泳先生本人，则未必。
当然，我尚不至于如此天真，以为可以在现存学术体制之外，自发地产生出新的学术共同体，也不至于那么决绝地认为，现在的学术体制就没有走向独立的可能，但我以为，这样的可能也许不来自“大学校长为善的余地”，也不仅仅来自于学院中人的觉悟，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学术体制外在环境的变迁，而首要的，当然是如今仍盘踞在大学校园内的行政权力之手的退出。如今，凭借其把持的资源（资金、职称、职务），行政权力已经取得了对学术压倒性的优势，我以为，在这个情况下，个体的学者是继续在“海”中，还是上岸，依旧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因此，我很难简单地把母校延聘谢泳一事看作是完全的好事。
以上尚属于一般的议论，如联系到谢泳先生的专业是知识分子研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改革以来，出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在体制之内，当其时也，学院知识分子对于时代风潮之演进，起着单兵前行的引导作用，而其背后的机制则在于，初期的改革主要依赖领导人的政治意志，而由知识分子作观念的解释，这一观念先导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结束，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了自主的发展逻辑，纯粹观念逐渐丧失导引的力量，于是，时代风潮之演进，遂逐渐由那些接触实际社会进程的前沿，同时又具备一定观念能力的人士所掌握，一个由知识人而媒体人、法律人、经济人的转移过程由此不可避免，近年以来，绝大多数的重大事件（孙志刚、SARS）、重大政策（股权分置）、重大社会运动（维权）。。。。。。等等，其提出与展开，大多由接触实际事态的人士（新闻人、财经专家、律师、社会活动者）所为，即使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多也起到事后解释和总结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之学院体制，或许并非研究知识分子与社会关系的好场所，谢泳先生曾致力于研究储安平的《观察》杂志，我想，在我们呼唤出现新的《观察》一样的独立杂志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的最佳场所应该不在我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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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贺谢泳辞：
谢泳受聘厦门大学，如同昔日粱漱溟、钱穆受聘北大一样，既是受聘者理应获得的尊重与地位，更是大学的荣誉与福气
——余杰
谢泳到任之后，对厦门大学、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谢泳和大学之间或许会有一段磨合期，这种磨合是难得的学术经验和学术实践，值得我们关注。
——王晓渔
我原以为，当年北大聘梁漱溟和燕大聘钱穆的故事，再也不可能重现于今世，不想，这样的事还真成了现实。看来，大学校长为善的余地还是有的，不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张鸣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