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会钱锺书纪实》的最后一节（此文共分六节：钱锺书访哥大、上午会谈摘要、三十年的心血——《管锥篇》、下午的节目、杂谈与锁忆、悼杨璧），夏志清特别提到一位女子——杨璧，虽然文字不满三页（373－375），但已足够令我大起好奇之心。
七九年钱锺书访美，与夏氏故人重晤，相谈甚洽，其间夏似不经意地向钱问起杨绛的本家妹妹，杨璧。
“那天上午同钱谈话，我即问起她，不料钱谓她已病故十年了，终身未婚。”由於钱锺书此次访美杨绛并未同行，所以夏氏自然无法打听到更多关於其妹的讯息，言语间颇有憾意：“我同杨璧从未date过一次，但闻讯不免心头有些难过，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赋闲在家，手边一个钱也没有，曾至杨家晤谈过两三次，讨论学问，到后来话题没有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假如上街玩一两次，看场电影、吃顿饭，话题就可增多了，友谊也可持久。偏偏两个人都是书呆子，加上寓所不大，杨的父亲即在同室，不同我寒暄，照旧读他的线装书，不免令我气馁.”
这段回忆，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起来，当能发现其中隐藏着好些值得斟酌之处。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位大学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妨先来念念《追念》文中的一段：“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
……
那次我去宋家集会，可能宋淇有意做媒，也说不定。杨绛本家有位才女，宋淇要我见见，只是那晚她是否在场，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杨家寓所离我家不远，硬了头皮去拜访过两次，那时我同哥哥一样，心里只爱自己看中的女孩子，对别的女孩子不可能发生兴趣。在杨小姐家里我见到她爸爸，真是位白首穷经的宿儒，小姐本人国学根基也极深，我那时专研英国文学，对国学相当外行，自感学问太差，也就不去看她了。“
夏氏与杨璧的交往仅限於在杨家的“两三次”晤谈，而且除“讨论学问”似乎便没有其他的话题了，可见两人相交之泛泛，及至后来学问讨论完，夏也不好意思再去了，於是两人的交往也随之结束（没有迹象显示二人有书信往来）。不过要是拿以上两段写於不同时期的文字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追念》中，夏一口咬定“心里只爱自己看中的女孩子，对别的女孩子不可能发生兴趣”，可见他昔年未遇杨必之前早就心有所属，而那位蒙他倾心仰慕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的同学刘金川。关於自己的这一场单恋，夏氏倒很乐意和朋友们老实“交待”。在季进的《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和郝誉翔的《在秋日的纽约见到夏志清先生》二文中，夏都对来访者主动谈起了他的刘金川小姐：“我在上海见过张爱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边的刘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难忘。
……
刘小姐当时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恋她而已，可是却有这样巨大的热情，这真是纯洁又浪漫的爱情啊，现在有哪一个年轻人能够比得上？“
以上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绝非夏氏的即兴之言，因为它们分别出现在夏与季进及郝誉翔的访谈里，且对二人讲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在在说明他六十多年来对那次无果的初恋仍旧是无比珍重的，据郝誉翔亲眼所见，当年夏写给刘小姐的情书，“薄薄的纸笺已然泛黄，上面整整写满了五页密麻的蟹行英文”。（良按，关於夏氏对刘的倾慕，本文不拟展开，详情请参阅夏氏所撰《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该文最早刊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联副》）
看到这么许多夏氏的“真情告白”，我们也许已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既然青年夏志清的心中只有刘小姐一人的位置，那么其他的女孩子哪怕再好再优秀，也还是得不了他的垂青的了。然而，笔者在季进的访谈中又接着读到了这么一小段文字：“当时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追杨绛的妹妹杨必，那时她刚刚英文系毕业.我毕业了两年，穷书生一个，没有钱，哪敢追啊。要是现在，倒也门当户对了，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杨必的学生，他跟我说，杨必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如果当年杨必跟了我，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对，绝配！苏州人跟无锡人结果本来就最好的啦。可惜我那时没有钱，也没有她漂亮。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这段看似言者无心的闲聊之所以能引起听者——我的注意，就在於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子。连上这一次，我已在夏氏的回忆中三遇杨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令人疑窦丛生，是不是六十多年来，在夏志清的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些教他不能释怀的遗憾？对刘金川的癡情暗恋，他洋洋洒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有公之於众而后快之勇气；对杨必的追述缅怀，他又大学向子期，写起《思旧赋》来刚开了头便又煞了尾，然辞短而意长，虽屡云不曾深交，直欲轻描淡写，却於顾盼间情思生发，不绝如缕.两相对照，一浓烈一清淡，一外露一内敛，如果不是多看了那么些文字，我真会坚信夏氏当年全心仰慕的不过一位刘金川而已。
据我的推测，夏氏爱刘金川不假，但为了她而对杨必视而不见则算不得真。夏与杨必交识之时，已知刘小姐早有了未婚夫，又兼刘对他的追求从来不为所动，正是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夏氏心中纵然再割舍不下，也只得放弃。何况，夏氏后来遇见的又并不是一个平庸女子。他承认她漂亮，承认她骄傲，简直跟他自己一模一样，可谓“绝配”，他对一己之才情向来自信，无奈自信中也藏进了一点自卑，也许他不愿承认，但无疑，这份自卑却是在面对刘金川时所没有过的，他日后或许就是为了这点自卑而向所有的人使了个小小的障眼法。
综合《重会》与《追念》二文，夏氏认为当年没有和杨必交往下去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心里有了爱慕的女子；二是限於自己当年国学底子较薄，羞于跟杨小姐交流，故此只拜访过两次便没了下文。而问题恰好也就出在这里：夏杨二人只见过两三次面，过程中也无甚深谈，由此足证他们是连朋友也称不上的，印象自然也不会有多深，然而何以夏与钱锺书四十几年不见面，一见面“即问起她”？而且，假如对这个女孩子毫不动心，大可以后不到府上去就是了，又何必因杨父对自己的不理不睬而感到气馁？如此一来，夏氏那些看似蜻蜓点水、漫不经心的文字便渐渐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了。
所以，通过上述两则材料，笔者可以断定，夏杨二人之所以没有发展下去，真正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夏氏当年赋闲在家，囊中羞涩，即使心仪杨璧，亦惟有徒呼奈何而已；再者，夏每次到杨家杨父必在，且同处一室，又兼杨父对夏冷淡，不免使其惴惴，即使他心怀倾慕之意，又岂敢造次？如夏所言，假若能同杨璧date一次，上街游玩，看场电影，吃顿饭，像时下的青年男女一样，不是很快熟络了吗？既不熟络，何以夏三十六年后又重提伊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九七七年时，夏氏以为钱氏已殁，曾撰《追念钱锺书》一文痛悼之，文中即已提到伊人（见“悼杨璧”一节），足见三十几年来不曾相忘。
再有，夏氏在“悼杨璧”中提到，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前后，留意到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性的着译，其中，他对萨克雷的《名利场》特别关注，因为它的译者署名“杨必”，“想来杨必即是杨璧，她一向没没无名，现在出了一本译着，我倒为之欣喜。”夏氏当时见到的名字是“杨必”，何以他就那么肯定这个杨必就是他认识的那个杨璧？如此一厢情愿，“为之欣喜”，只能有一个理由——夏氏太想太想这个译《名利场》的杨必是他三十六年未见的伊人了，纵芳踪今日难寻，得伊人遗译，庶几可以沈吟文字，以舒独抱之幽怀，一偿三十六年不见之大憾。故夏氏怀念伊人止於片言只语，然深藏内心多年之绵绵思慕，实乃呼之欲出，无奈已是暮年之身，是个有妻有儿的人，又则有位刘金川历历在前，要再冒出个杨必，未免显得太多情了，而且也跟自己早前言之凿凿表示只有一位初恋的“宣言”不合，故此即使心有戚戚，反复思量之下，也不便对这段朦胧青涩的单相思多说什么了。
其实，夏氏倒真的猜对了，杨必的确就是杨璧。为了搞清楚夏志清这位大学者念念不忘的杨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我找到了杨绛先生写的《记杨必》，此文毕於一九九〇年，距杨必之逝，亦已二十二年矣，不知夏氏有缘读到否？如能一阅，想必亦如见惊鸿之照影，百般滋味在心头吧。
《记杨必》介绍了杨必名字的由来：“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因为“必”、“璧”二字用吴方言读出乃是同音字，故夏氏当年来一直错把杨必写成杨璧，或许是更喜欢“璧”字的缘故吧？当年他眼中的这位江南女子，必是一位秀雅璧人无疑。
据杨绛所记，杨必一九二二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钱锺书也教过她。解放后曾兼职于国际劳动局任英语翻译，受傅雷鼓励开始从事文学名着的翻译工作。全国院系调整期间，分配於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此期间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对《名利场》（Vanity Fair）的翻译工作。随着这部译作的完成，杨必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场睡梦中离世，经军医解剖检查，死因是急性心脏衰竭（注），终年四十六岁.杨绛笔下的阿必，是个性情平和安静的女孩子，幼年便已十分聪慧，极富幽默感，常给家人增添精神与活力，但同时也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子，“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故此终身未婚。
我想，如果夏氏真能读到这些描写杨必性情的话，他一定会颔首同意的，而读到杨必终身未婚之处，他的心灵恐怕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可会想，如当年不是那么容易气馁，尽量多些跟杨父谈谈学问，又或者鼓足勇气向杨必约会一次，两人便有可能成为朋友甚至成就一段大好姻缘也说不定？只可惜红颜薄命，天不假年，如今阴阳暌违，心底纵有款款衷曲，已是无人可诉了。
杨必的着作，今天最容易找到的应该就是《名利场》（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着丛书，杨绛作序），此书的翻译海内外皆有盛誉，堪称译林经典（着名的翻译家思果对杨译《名利场》十分激赏），印数在几十万册以上，而译林出版社在九四年也曾为她出过纪念文集——《杨必译文集》（上下）。另外，杨绛亦忆及其妹曾以“心一”为笔名发表过几篇散文，但今天几已散失殆尽，除了那篇《光》外，其他的已不易找到。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读“悼杨璧”一节的结语：“进大学后，还没有读过任何西洋小说的中译本，初读《名利场》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次收到杨璧的译本，真要花几个晚上细心读它，藉以纪念一个中共制度下郁郁未展才的才女，仅有数面之缘，当年不便称为我朋友的朋友。”
结语平淡，一无情感之跌宕，然意在言外，读来字字深情，其对杨必之哀思虽不如其对金川之爱慕来得热烈，但那份平静底下的深沈，欲语还休式的怀缅却更教读者为之惆怅。三十年未为之事因一“数面之缘”的女子而破例，在夏氏心底，她又岂止是那“不便称为我朋友的朋友”而已呢！
「良按，关於杨必之死，还有一条材料：“杨绛的大姐杨寿康，曾译过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二姐早夭，妹妹杨必（即杨璧），曾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后因病自杀。”——摘自《钱锺书传》，孔庆茂着，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