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　子：十八年前北京的六月四日之前－－一个黎明前的北京长安街掠影回想

我们在通往山海关的长途车上，路经燕山大学。那天的天气很好，几个额上裹着写着黑字的白布条，打着反腐白帜的大学生也搭上了车。售票员没有跟他们说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示威的大学乘车是不用买票的。

六月二日从天津走过的时候，基本没有看到大街上的学生，只有楼厦上吊着反腐败的大字幅，过铁桥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路桥，这一天，戒严令已下，部队进京的消息无人不知。身材高大、面无表情的警察与急于上班的男女们紧张地对峙着，一个老者问一个离他最近的一个警察为什么不让通行，那个警察不予回答，老者高声大气地责问：你是嘛玩艺？

那位警察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

在车上，我们也打听天津学潮的事，一个天津人说：天津闹不起来，李瑞环接待游行的学生代表时说，你们要求政府反腐败，我敢负责任地说，天津人民政府不是腐败政府。学潮在天津的动静不是特别的大，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李瑞环的官名和政声。

到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我第二次进北京。这一天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三日的凌晨，天还没有亮。一下火车，我们就被一些年轻人围住了，他们争前向我们讲解北京的事情：小偷罢偷，支持学潮。部队进京，许多军界元老声明劝阻。公交车把各大路口堵住了，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靠市民自发地管理。他们说：支持一下学生吧，他们是爱国的。

我们从北京站下的车，老北京站曾是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我们从这里下来，多少有些景慕的情绪。那天，我们还每人背着一个考试用的画夹子，出了站口的这几步路，我们，听了那几个北京人讲的关于北京事，觉得坐车到天安门几乎是不可能了，况且，这个时间也不对。便在有经验的小王带领下，沿着大街拐走长安街，向北京的腹心走。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时，天，刚亮。那时，我们都没有觉得累，真是年轻啊。

黎明时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夜色末尽，用小账篷围拱住了碑座。当我们靠近那里的时候，才知道有细绳揽着，那个地方的进出，还得有学生证。据说，是防便衣的。我们在广场四外走着，遥望着纪念碑下最近日子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感受着一种对未知的惴测和不安，。北京，可能是自四九年以后第一次真正失去短暂的控制，这种短暂的控制，让我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言的蓄势在悄悄走近，只是，实在想不出哪一天是迸破口，事情，不论是村夫邻里打架还是读书人之间反目，事情总得有个结果。而这些席地而居的年轻学生们，他们对抗的是谁？他们想要什么结果？他们想要的结果自己真的能左右？又靠什么来左右？

我们四个男女是不敢多说话的，也知说也无益。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样的话，只能由政治家来说，不是我等人可能趋赴的。当时，我的心里酸酸的，这些关心天下的学生们太小了，在我的眼里，他们真的是孩子，尽管，那时我也只有二十几岁。

他们，无疑来自中国各地省份的最聪明，最出色的孩子，他们以自毁前途的方式，要换取让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对话。这样的前景不会美妙，几天前我就这么想，也是这么跟与我聊的朋友说的。

广场，军事博物馆，金水桥，纪念碑，那时还存在的大栅栏，至到王府井，北京的不安和青春驿动，让我们几个人不知该发表什么看法才好。那天，我无耻地在苎麻西服兜里放一瓶打开的碑酒，一边是烤花生米，一边吃喝一边听站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说话，新闻独自；实行政治的阳光监督；实行司法独立；公开共产党高官的个人财产和子女从业状况；惩治腐败等等。他们讲的内容，至今在互联网上已经常见了，一些报刊也涉及题目。只是，那时他们的声音显然是剌耳的，这种剌耳决定着倾听者的耐心。

广场的柏青上，到处悬着瓶子。大幅的黑字白纸，挑战着沉默的耐心，说话者要由倾听者来决定命运，说话者纠竟该怎么说才合适呢？令人忧虑。

我们后来终于乘上了公交汽车，路上隔窗可见：人民日报，中科院，清华，北大，人大，中央电视台，团中央等机关旗帜的游行队伍不时壅住街口，博士生和硕士们骑着自行车，扯着白色条幅在街头呼喊口号。也许，他们到了下班的时间，利用工余之外参加活动（只是猜想，不然为什么会突然一起涌出）？早上，我在广场上看到的学生跟他们可能还不是一回事。

晚上，我们从北京往回赶，我们所居的城市虽然离京不远，但火车上的学生之多，人员之拥挤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站着的人，只要抬一下脚，立即就找不找落脚的地方。这几天太累，实在太累。

第二天起得很晚，中午却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部队进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从三日到四日，这只是一夜间的事呵，我注意到电视的镜前端坐着的人，身着近乎黑色的服装，冷冷把消息告诉了全世界。令人难忘的六月四月的这一天，降临在了北京。

三日与四日相比，决定中国近代命运一个昼夜终于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