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思想者的教训：勿以追逐真理的激情捕获假相

这种“伟大”的辩解，在充斥着大小毛泽东的社会里，并不使人感到陌生，但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和对希特勒的推崇是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丑闻，更是其哲学思维本身无法摆脱的局限所致。正如利奥塔所说，这主要是一个“思想事件”，而非源自一般犬儒主义者对名利的欲求。

海德格尔的哲学天赋和成就是无庸置疑的，汉娜•阿伦特在《纪念马丁。海德格尔的八十华诞》中写到：“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很简单：思想又复活了，人们认为已死的文化瑰宝又获得了言说。。。。。。”雅斯贝尔斯则在结识海德格尔之初就尴尬地承认，尽管他比海德格尔更有名气，但海德格尔是比他更伟大的思想家，这种敬仰一方面使雅斯贝尔斯产生挫败感，一方面又使他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长期的忠诚与关切。

“看来他注意到了从未有人洞见到的问题。” 为了探索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海德格尔引入了“历史性”概念，继而以对“存在”、“焦虑”、“时间”、“世界”、“关切”等概念的阐述，将德国哲学带入一个新的高度，使之成为至今无法被任何研究者忽略的哲学思想链条。

但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带有柏拉图主义痕迹的，他无法摆脱“理念”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约束，通过对“存在”的挖掘，他试图将人从日常生活中召唤出来，并一厢情愿地等待新弥赛亚时代的到来，这成全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激情，是他的哲学价值所在，却也使之沉醉于哲学之思而不能自拔，甚至在二战之后的1952年，他仍然写道：“世界日益没有希望，历史的本质越发神秘，所剩下的惟有顺从。尽管万事都有着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仍然看到了新的——或者，更好的——古老的‘秘密’的来临。”正是由于激情浇灌出的弥赛亚主义花朵，使他和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起，虚构了关于希特勒的理念。

总体而言，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希腊式的，他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于希腊传统之中，认为欧洲思想史就是“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却漠视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与正义观念，有“思想”却没有“信仰”。沉溺于希腊思想中一元论的“理念”，使海德格尔很容易在希特勒出现后，放弃德国传统中注重文化、灵魂、自由、艺术而非文明、社会、投票权等政治性问题的偏重，从学者的沉思走向对暴君的赞美，将哲学的激情幻化为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也就是说，当哲学走出自己的领地，迈向一片陌生的公共领域，理性精神便不存在了。

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汉娜•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经历中得出的教训是，应该用不曾被哲学蒙蔽过的眼睛去审视政治，虽然这不妨碍她帮助晚年的海德格尔传播其哲学观念。在她看来，纯粹哲学应当与政治思考分离，后者应有自己独立的话语和规则。

不过，哲学本身不应被追究，德国既有海德格尔这样的纳粹帮凶，也有雅斯贝尔斯这种坚守良知的哲学家，现在来看，天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之所以亲近纳粹，更多地与他本人哲学思考的内在逻辑有关，几乎言必称希腊和柏拉图的海德格尔没有能力看到“理念”中的一元化专制风险，形成了“日尔曼中心主义”的倾向，这使他在哲学上达到“片面的深刻”的同时，也滑向了片面的罪恶。

任何一个思想者，如果他的思维空间被追逐理念的激情全然占据，在这样的激情控制下，却不懂得世俗化生活中另外的话语规则，在现实中就有可能因激情和执着而变得固执无情，漠视普遍正义和“犹太人”的苦难。

对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暴君同谋的动因有两种：一种是因恐惧而来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现象，一种是受内心的一元论和自我中心主义驱使——哲学王跨出了哲学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暴君。宽容、多元文化和民主是世俗时代的产物，当知识分子陷入孤芳自赏的弥赛亚等待，往往便无法接受平庸，也就无法接受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妥协性，这时候，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甚至可能比暴君走得更远，希特勒自杀了，海德格尔却以为，他亲手葬送了国家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和伟大”。那么，沿着海德格尔道路走去的国家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断言，那里面同样不会有宽容的生存空间。

一个陷于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片面的深刻为我们获取思想的力量，“通过思考形而上学和哲学的终极问题，你为思想开辟了真正的空间”，但他必须懂得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专业领域内，终极问题对于思考者是一种挑战，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却可能是灾难，我们不可能在真实生活“准备着最后的神的出现”。一旦走出专业领域，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一样，必须懂得宽容和多元化对处理公共领域诸多问题的意义，只有这样，他才真正能够承担起思想的责任。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专家，当他进入公共社会领域，必须首先尊重常识和古老的正义，否则，就可能以更狂热的激情为专制暴君辩护，成为心甘情愿的专制帮凶。一个真诚的学者，一个漠视苦难的帮凶，完全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成为现实，而他们对于多元化社会的杀伤能力，往往比一般民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