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上看，你看不出《论语》是畜生的话语体系，但从广义上讲，它就是一套畜生怎么说话的学问。
我说的“广义论语”，是包括《论语》文本在内的一套政治观念，它涵盖历代文化名人对孔儒的扞卫，比如孟夫子骂杨墨二人而隆崇孔夫子，再比如扬雄仿《论语》而作《法言》，又比如神学经学对孔夫子长相的“怪兽化”描述[已在《新世纪》发有小文，不重复了！].
《论语》只是孔夫子说的，学生们各自记录并追忆的，更有后人过度发挥的部分。此是常识。而问题是，孔夫子所作的《春秋》恰是《论语》的“反本”。如果一定牵强附会地说孔夫子“说”了《论语》，那么《春秋》就是他对《论语》之“说”的批判与反省。因为，《论语》本身满是“贼话”与“狗话”。
说其为“贼话”，先有孔夫子自比周文王的文化化身（——假定《论语》就是孔夫子“说”的东西），而后呢，这个周文王的化身就被诠释成“素王”理想。从王莽的装神弄鬼到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本质就是一套“贼话”系统。“素王”变成“晕王”，是中国历史上自孔夫子之后一切政治流氓无可改易的“模”与“范”！
“贼话”后来高尚了，但本质是“狗话”的衍生品。
还好，《论语》——仍假定孔夫子“说”了——基本上就是一条丧家犬的自言自语，这只丧家犬的政治意淫变成了一切政治流氓操作政治诈骗的万花筒。当然，“狗话”即政治畜生的话语系统也存在着妖魔化对手的巨大能量。先是，孔夫子说讨厌隐者，不与其交往即“鸟兽不可以与语”，隐士是为“鸟兽”；后来呢，孟夫子得了狂犬病似地骂杨朱与墨子是无君无父的禽兽，还有告子的率领野兽吃人的政治比喻。
中国学术本来就缺少严格的哲学化思维，而在孔孟之后，骂人为禽兽与被人骂为禽兽，也就成了思想们最高端的思想武器。说起来，中国二千多年的政治哲学，不过是顽强诠释“畜生怎样说话”的浅显话语系统罢了。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畜生的话语也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比方说，应用统计学上的“不完全统计”之说，说什么《时代周刊》公布的“影响世界的中国人”有姓字名谁者几个，并列有分类。那么，会说畜生话语的媒体说“据不完全统计”，如何，如何。结果，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本质是冲曾金燕女士一个人来的。因为她很“反动”、很“异议”，官方公开报刊不能让这个人出现。“不完全统计”统计了5个人中的4个，就不统计那一个叫曾金燕的女士。还有呢，沧州大化的大爆炸当时就死了不下于20号的人，官方媒体很谨慎地先说一个人，而后再说“3个”了。而后，怎么样啦，没人关心。因为“据不完全统计”的表达方式，也是“畜生怎么说话”的一个核心技法。
美国人又开始批评，说“中国新闻自由度下降了”，而针对此说的发言人说“美国人的话荒唐得不值得一驳”。是为“鸟兽不可以与语”的最新版本！
唉！圣人不仁，以万民为刍狗。呜呼，《论语》不仁，教出满天下的“贼话”与“狗话”。
畜生不仁，以天下智者皆愚。结果，洪宪帝制的鳞片的故事被忽略了。现在只好由我来补充：
袁世凯称帝前，多次散布自己为真龙降世的信息，以期弄假成真。每当厨师做以鱼为原料的菜品，袁世凯就命女仆或小妾去收集比较大的鳞片，说是配药方所用。后来，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旁边建了一个浴池，供自己专用。每次洗浴后，他就悄悄把原来收集起来的鱼鳞散入浴池中。等到洗完后，侍从人员刷池子，就会发现鳞片与毛发等脏东西在一起，也就是更使袁世凯为真龙下凡了。
这就是以尊孔为己任的洪宪皇帝学《论语》的最好的成绩单！
(2007年5月12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