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不久前，爱沙尼亚政府拆除了位于首都塔林市中心苏联战士公墓中的铜制苏联红军塑像(墓里埋着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爱沙尼亚时牺牲的13名红军士兵)。据报道，抗议拆除铜像计划的俄罗斯裔民众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1人死亡，56人受伤。历史上的血竟然要流淌到21世纪，而且是为了一座塑像，这很令人感到痛心。
在历史上，爱沙尼亚多次由欧洲各列强统治，其中包括丹麦、瑞典、波兰、俄国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爱沙尼亚开始经历着漫长的在德、俄之间的被割让、被占领、被吞并以及一次次地争取独立的命运，无情战火与谈判桌下的阴谋交替塑造着这片土地上历史记忆的沟壑。爱沙尼亚人民的无辜、无助与他们的命运一起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那个日子，就是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8·19政变”的第二天，爱沙尼亚于8月20日宣布独立——仅从时间上就可以感到，这些爱沙尼亚人盼望独立与自由的心情已是何等的急不可耐。
从爱沙尼亚与苏联在历史上的关系来看，爱沙尼亚人曾多次抵抗苏联军队，最后一名爱沙尼亚游击队员直至1978年才被逮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浴火与蹈海，爱沙尼亚人民难道还没有权利决定一尊铜像的去留吗？就在前几天，波兰总理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宣布，政府将坚持拆除波兰各地的苏军纪念碑，更改街道和广场名称；他还说，“决定拥有哪些纪念碑是爱沙尼亚的主权权利，波兰也将是同样。拆除纪念碑、更改街道名称的问题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这里面的逻辑力量与价值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同时把另一套逻辑力量与价值信念也推至前台。如果说1918年爱沙尼亚德裔人抵抗苏俄红军的进攻还有正义性质的话，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却是明确无误地站在了法西斯一边，苏联军队在爱沙尼亚的行动无疑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质。这使得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士纪念碑具有了历史的正面意义。爱沙尼亚的130万人口中有30万俄罗斯族人，他们将苏联红军铜像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象征；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认为，爱沙尼亚政府的决定是对那些将自己生命献给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的俄罗斯人的侮辱，同时也显示了爱沙尼亚决策者对这些军人的不尊重。《爱沙尼亚日报》最近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9%的爱沙尼亚居民反对拆除铜像，37%的人支持，另有14%的人未做决定。
当然，对于非俄裔的爱沙尼亚人来说，苏联其实是同法西斯德国一样的入侵者、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他们将红军铜像视为俄国人统治爱沙尼亚的象征。自从脱离苏联独立后，爱沙尼亚奉行“排俄亲西”外交政策，加入北约和欧盟。
其实，在所有这些历史的纷争、政治伦理的价值和现实的算计之上，还有一种维度是我们不应忘却的，那就是人性的维度、人道主义的立场。在这一事件中凸显的场所和物品是墓地与铜像，这恰好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环境与建筑中最具有公共性的象征，它们既可以是具体有所指向的象征，同时也可以是具有超越性的怀抱与力量。死亡既凸显了性质，也会抹杀性质——重要的常常已经不是谁被埋葬、纪念的是具体的何人，重要的往往是抽象的死亡与人。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规则中，要求纪念碑应当缅怀这场战争的死难者、失踪者和退伍兵，而不是战争本身；这座纪念碑应该是抚慰性的，并超越战争的不幸。也有专门研究建筑与伦理的学者说，越战纪念碑呼唤生者去往一个超越了民族及意识形态分歧的社会。
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着各种本身原本充满意识形态分歧的雕塑和墓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种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是最值得我们牵挂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爱沙尼亚政府这一拆迁纪念塑像的行为所唤起的恰是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尤其是身处还堪称强大的邻国旁边，爱沙尼亚政府是有点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