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霍布斯、波德莱尔、魏尔伦等人传记出版，重现思想大家及现代派艺术家的时代秘辛
哲学家霍布斯的传记：展现时代的复杂性
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关系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美国的马蒂尼奇教授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他的专业工作国内早有介绍。可是他也跨出专业，写了如此厚的一本《霍布斯传》，令很多思想史专家大跌眼镜。马蒂尼奇自己介绍说，当年他很偶然地因为能读拉丁文而接受任务分配，翻译了一部分霍布斯的《论物体》，接着又因为做过这项工作而被强迫对研究生开霍布斯的讨论课。在此之前，他甚至还没有读过《利维坦》。马蒂尼奇就这样一步步被逼上霍布斯专家的位置，而通过研究也发现，他自己竟然喜欢上了霍布斯。
霍布斯的思想太复杂，所以喜欢上他并不难，但要写《霍布斯传》就难了，就连老资格的古典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时都犯错。施特劳斯在上世纪30年代撰写他那本著名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时，很惊喜地了解到发现一部分“卡文迪什家族收藏的论文手稿”。几十年后，马蒂尼奇综合后来几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论文不过是霍布斯做卡文迪什家族秘书的应尽职责。
从版本学来研究霍布斯只是一个方面，更多学者从“内在理路”来研究霍布斯。比如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的斯金纳、塔克等人都对霍布斯的“修辞术”这条理路极感兴趣，反复捶打他的文本，写出许多精彩论文。比如霍布斯本人精通修辞，并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用拉丁文改写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作为教材，他的第一本专著是《修辞学简论》。但霍布斯一生公开的文字里都对修辞术持反对或者矛盾的态度。斯金纳认为霍布斯有深意，而马蒂尼奇则认为，正是《修辞学简论》标志着霍布斯结束了早年的人文研究，和他的朋友们转向科学研究。
霍布斯周围的朋友圈子多半都是自然科学家。早期霍布斯的自然科学研究偏向光学和力学，晚年逐渐转向数学，当然只是几何学而不是代数学。霍布斯一生的论敌也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霍布斯早期和沃纳竞争光学研究的发现权，中年和笛卡儿勾心斗角，晚年更是和沃利斯关于几何学吵得不可开交。霍布斯曾写过《给牛津大学数学教授上的六堂课》，作为英文版《论物体》的附录出版，里面对沃利斯的粗口让人惊讶，“见鬼去吧，你这个粗野的教士、野蛮的牧师、专门败坏道德的博士、愚蠢的学者、以萨迦们的同伙、翻云覆雨的高手。”这句话出现在霍布斯研究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倒也是霍布斯精通修辞术和政治学的一个绝佳注脚。
霍布斯晚年着力坚持的一个几何学问题是“化圆为方”问题，该问题说的是“是否可能用尺规画出一个与给定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霍布斯从他的信仰出发坚信这是可能的。可是当代数学早已站在他的论敌一边，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现代数学角度研究霍布斯著作已经意义不大，但要尽力完整地还原霍布斯的形象，这个维度必不可少。霍布斯终究还是有一些没有反目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朋友，不妨列举两个他常有交往的医生，一个是威廉·哈维，另一个是威廉·配第。前者第一次发现了血液循环，后者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当然了，霍布斯一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无疑是《法律、自然和政治原理》、《哲学原理》(包括了《论物体》、《论公民》和《论人》)和《利维坦》。50岁到70岁，这20年里，霍布斯的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君主制被推翻，霍布斯不得不流亡海外，老人却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连续不断写出富有政治思想的名篇。
《法律、自然和政治原理》与《哲学原理》的关系特别复杂，出版顺序交织在一起，很多主题甚至段落也很类似。循着大致的脉络，我们可以说《原理》分为“自然法律”和“政治法律”两大主题，前者研究自然人性，理性、情感、语言、感知等一切，后者研究这基础之上的政府组织和政治哲学。
而这一切在《哲学原理》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霍布斯把《哲学原理》分成三部分，代表他认识社会政治的三个维度，物理学、人性论和政治学，每一部分背后都有形而上学，每一部分也都是科学。
研究这段时期霍布斯的思想很困难。除了前面提到的版本源流勘比以外，一方面要体会霍布斯的心境，一方面要比较霍布斯与他人的论战。霍布斯天性敏感、懦弱，英国内战还未开始，霍布斯就从国会被终止这件事中嗅出味道，远遁他乡。所以霍布斯的写作特别矛盾，充满着犹豫。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霍布斯在这段时期内的思想也没有完全定型，甚至有时对同一个问题抱着矛盾的态度。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在和笛卡儿这样的学者争论中修正自己的看法，完善自己的论证。
不用继续讨论霍布斯思想中的特征，我们几乎可以从霍布斯的著作中找到一切现代人关心的问题，政治的、文学的、形而上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那个时代没有版权，各种著作和思想都在不停地交换、碰撞，这在霍布斯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我认为，霍布斯研究的目的不完全是弄清楚霍布斯的生平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展现那个时代的思考特征和复杂性，马蒂尼奇正是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又扎实的基础，促使我们和许多前辈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霍布斯。 ■ 梁捷
诗人波德莱尔的传记：一部信史
说也奇怪，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向国人引介波德莱尔了，但是近百年下来，国内却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位诗人的中文传记。新近出版的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撰的《波德莱尔传》，算是填补了这个天大的空白。
在“诗人传”中，皮舒瓦的这本《波德莱尔传》算是写得比较老实的了。皮舒瓦是个学院派，在为《恶之花》的作者作传时，并没有使用“花的语言”，写得天花乱坠，而是采用“书信与生平”的方式，秉诚实录。这部传记有六十多万字的庞大篇幅，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比起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它也许失之浅显，也没有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那样写得有趣，但它贵在真实。从为《恶之花》打官司到参加街头暴动，从感染性病到试图自杀，从文艺生涯到经济状况，只要是关于波德莱尔的，这部传记都事无巨细，一一录下，是一部颇能当文献用的“信史”。比如，冈特的书中说，波德莱尔和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创造者)在巴黎初次会面是在1849年，但据《波德莱尔传》看，早在1845年，俩人就相识了，因为在那年的一本杂志上波德莱尔曾经描述过戈蒂耶。
谁都知道，传记的乐趣在于细节。我读《波德莱尔传》时，最感兴味的，是书前附的几张波德莱尔的肖像照和画像。这些照片中的波德莱尔，无一例外穿着他的那件“剪裁得像一只口袋的短大衣”，打着松大的领结，“目光锐利，带着担忧的神色”，“嘴唇非常薄，……总是抿得很紧。”这是一个“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的诗人形象。有趣的是，当他站着的时候，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却探进扣好的大衣里，好像在掏什么东西。有两张照片里，他都是这个古怪的姿态。
掏什么呢？自然不是古典贵族的白手帕，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支票簿。波德莱尔生活在一个“浪漫主义的庙堂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已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他蔑视一切秩序。早年的波德莱尔也曾迷恋过纨绔作派，但一次变故很快使他从一个沙龙纨绔子弟变成了一个街头浪荡子。1844年，他的继父(一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曾经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未成功)和母亲找了个公证人，接管了他生父留给他的遗产，从此每月他只能拿到可怜的200法郎。这次经济变故，直接把波德莱尔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本雅明所说的“文人”。四年后，也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领导的革命爆发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参加了巴黎的街垒战斗，虽然很难说这样做是出于对继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仇恨，还是本雅明所说的“煽动的形而上学”。因此我要说，照片中的波德莱尔，他想掏出的恐怕是用于街垒战斗的猎枪，是那些让资产阶级美学震惊的“邪恶”诗篇。不管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诗歌意义上讲，这显然是一个有点诡秘的密谋暴动者的形象。本雅明就把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
这个诗歌革命者的形象，在《波德莱尔传》的最后被印证了。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病困中逝世，终年46岁。《波德莱尔传》写道，“事实上，他的创作活动的真实时间如果跟兰波的创作时间相比显得长些，而跟维克托·雨果比的话，它是非常短暂的：大约18年，从1841年到1859年。这些年就足以把法国诗歌与批评彻底革命了。”
■ 邓金明
声音
有时，你需要见见母鸡
据说钱钟书因写《围城》出名后，有英国女士求见他，被他在电话里委婉地谢绝了：“假如你吃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一定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接触了艺术作品进而想见其人，大概是很多人的自然反应。不过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作者的个性与生平通常并不是我们理解作品的前提或必要条件，的确有时母鸡不见也罢。然而诗歌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与作者的个性气质紧密相关，诗歌的语言，常常使人鲜明地看到作者倾注其中的全部精气——他的喜悦与痛苦，希望与虚无。在这一点上，诗歌不同于其他语言艺术形式，而类似于绘画和音乐，更受艺术家个人的气质所左右。母鸡之说比拟于诗人或许更准确：尼采曾说：“诗人写诗，如同母鸡下蛋，都是痛苦使然。”
传记文学谈不上是历史考证，不过似也很少被严肃地看做“文学”，毋宁说是人们了解传主的一个手段。有句话说，写人物传记就像打鱼：一网拖上来各种零碎的东西，然后分拣、挑选，不好的扔掉，好的储存起来，然后切成鱼片出售——这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大概也因此，优秀的传记总是不多见——每当我们渴望了解某一名人时，这个迫切感就尤其显得突出。尽管商务印书馆曾引进过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从书》，但却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巨人。在百多年前就曾影响了中国一代新文学诗人的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长期以来在国内，其生平仅限于外国文学史上偶尔提到几笔。其间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这些现代派艺术家不少被视为资本主义颓废文化的代表，以至于对《恶之花》之类诗作本身的评价也往往具备此种政治倾向。
的确，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大概更能理解霍布斯的话：“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波德莱尔的这种想法：“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
如今，中国也终于在全球化的滔滔洪流之中卷入了对现代性的讨论，那不再远在天际，而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所以当看到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的传记，看似晚了点，但也可以说正当其时：对这些感悟“现代性”的第一批先驱者，我们现在比以前容易理解他们：波德莱尔早就说过，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是枯燥无味的，资产阶级自身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现代企业的楼房里充满了“残忍的、无法调换的正规”生产气氛。他批评美国忽视了诗人的天才，竟有人想让爱伦·坡去编写一本家庭使用手册，他激愤地说：“爱伦·坡和他的祖国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在他看来，“人必须工作，如果不是出于本性爱好，必是出于绝望，因为，正如我所努力证明过的，工作至少不像娱乐那么无聊。”
他说得对，读书又何尝不是？
■ 维舟
《霍布斯传》，(美)马蒂尼奇著，陈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6.00元。
《波德莱尔传》，(法)皮舒瓦、(法)齐格勒著，董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56.00元。
《缪塞传》，(法)莱斯特兰冈著，陈筱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42.00元。
《艾吕雅传》，(法)加托著，顾微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6.00元。
《魏尔伦传》，(法)比于齐纳著，由权、邵宝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