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访谈:读书改变命运

阅读让一位文学爱好者成长为学者

  张鸣的书共分为两处,一处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房,面积不大,摆着一排书柜,里面还放着电脑。更多的书都摆在客厅,沿着东边一排墙壁,是齐顶的书柜。里面,大都是文史类书籍,《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赫然在内,显示出主人的兴趣所在。在客厅前面接近阳台处,沙发中间摆放着一张围棋桌,两个棋篓各占一角。就在这张棋桌的两边,我们开始了有关书的话题。虽无黑白论道的乐趣,但也别有一番情致。

  「书房主人」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再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等。

  「张鸣谈读书」

  “总的来说,我看书比较随意,很不学术,很少宏观地把握书的理路,读进去后,只要觉得哪一个地方打动我了,就抄下那一段。现在还是这样。”

 

  成长 在“毒草”中

  我看书比较早,八九岁就开始看比较大的书而不是小人书。我小时候也比较怪,一方面非常饥渴,特想看书,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影响你,一看就是“毒草”,看了觉得受不了。我记得看了《铁流》以后就感到特别纳闷,苏俄红军怎么是这样的,跟叫化子似的?跟我想像中的红军相差太远了,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书是鲁迅推荐的。就“啪”一下把书合上了。但还是想看,再翻过来,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到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所以都是如饥似渴地看,我看了很多世界名著。在小朋友中间,看书分几个档次:大多数人既然课不上了,什么都不看;还有一些人就是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这些书我也看,但很快就感觉不过瘾了。

  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的中层干部大都是发配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一定的藏书,我父母也是这个层次的人,家里也有点书,记得好像主要是苏联小说。有的家里被抄查之后,书还放在那儿,因为是边疆,政治运动没有搞得那么严酷。我们这些爱看书的小孩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换着看,记得有个小孩的父亲原来是造反派头子,专抄人家,书都拿到他家去了,后来他也被抓走,我们就拿一点吃的东西,跟他家小孩换书看,因为他家书特别多。但是,当时我们看的书大多都没有皮儿,也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什么《红与黑》,我都看过了。到现在我还养成一个毛病,就是不大关心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是“文革”后期上中学看的之外,其余的三部都是“文革”

  正热闹的期间看的。可以说,看世界名著为我打下了基本的文学底子。

  沉醉 乱读书中

  大了一点之后,有几部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作者也写过《中华两千年》。他是写通俗史的,但是很真实,文笔也很好。那时我十三四岁,在一个山沟里的中学读书,半天劳动,半天上课。那时的课也上得稀里糊涂,课本薄得可怜,也没有考试。我们老师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从北京和上海搞了很多旧书,其中就有这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在我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我读得很仔细。所以后来看《左传》很轻松,因为大部分故事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面都提过了,很多典故和成语都是从那里来的。接着又读了《楚辞》、《汉赋》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书老师都不大会看。

  我们语文老师家里有一套《沫若文集》,我向他借出来了。除了看他的诗集,我觉得他的戏剧也挺好看。什么《琥珀》,什么《孔雀胆》,什么《秦始皇》啊,都挺好玩的。这期间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三部曲。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当作家。编过话剧剧本,写过相声、快板书,而且都在学校演出了。我写的诗歌也时常在学校朗诵,觉得自己很不得了。社科院编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中学后期我有计划地按照这里面的脉络自修。从汉赋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到骈体文都看了。中国古代文学,我基本上都过了一遍。那时候书少,少得可怜,搞到一本书,只要有功夫,就抄。中学时,我还抄过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政府机构》,大约30万字。同学们都抄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有什么梅花党之类的,因为读过名著,我对这些书看不上眼,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呀。我看了《美国政府机构》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美国政府的保卫工作是财政部负责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大吃一惊。

  刺痛 在鲁迅作品中

  真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鲁迅全集》。看这套书的时候是1974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农场放猪。因为没书看,难受得要命,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几乎看见有字的东西就不放过。《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刊物,但是当时,我挺欣赏里面的文字。再后来,我发现我们连队还有图书室,图书室没什么书,但有一套20本竖排的《鲁迅全集》。开始,管阅览室的人只让我一本一本借,后来,我感动了上帝,管理员允许我把它全部搬回,放在我那儿。

  开始,我读的是鲁迅的小说,如《呐喊》、《彷徨》等。接着又看杂文,杂文看完了,后来又看《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什么的,最后又看他的译作。反正时间非常充裕,没有东西看,我就反复看鲁迅。放猪是在草甸子里面,四面是水,把猪赶进去,就可以看书了,谁也不来管你。就是脏一点,活儿不是太累。

  我受鲁迅影响很大,后来看胡适,看周作人,觉得很好,但就是没有那种痛感,它不会那么深深地刺痛你,产生灵魂的共鸣。鲁迅的著作直指心灵和灵魂,这是别的书无法企及的。你能在心灵中跟他互动,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挚爱和深深的绝望。我反复地看。有一段时间,凡是提鲁迅说过的话,我就知道是哪本书里面的。这种读书经验对我来说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我又托人搞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红楼梦》。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看过《红楼梦》,但那时候不明就里,看得稀里糊涂。这时再看就很喜欢,觉得四大名著中它最好。

  转变 从文学到历史

  1978年,我考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这四年对我自学生涯来说收益不是很大,因为课程太重,但是,我还是能挤出时间来看闲书,由于这个大学的图书室的文学名著我都看过了,只好去啃《资治通鉴》,在这所大学上学的几个假期,我还写了很多小说,后来一看不行,都扔掉了。感觉自己不是当作家的那块料,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历史。

  这期间虽然时间特别紧张,我还是读完了中华书局出的20本一套的《资治通鉴》,还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这套书的好处是奠定了我史学生涯的基础,它标志着,我学习历史,不是从教科书开始的,后来我发现,这很有好处。教科书上的历史,它就是框框和一套确定的观念让你接受,然后你就背。我恰恰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没有上过一堂历史课。这期间也抄过一本书,抄的从图书馆借出的《历代官制考》。

  大学之后,我还是在继续读书,但是没有年轻时候的《鲁迅全集》和《资治通鉴》那样对我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时候哲学热的时候看哲学,文化热的时候看文化,弗洛伊德热的时候看弗洛伊德,大家生怕赶不上一波一波的时代潮流。现在看来,这时没有什么书对我产生大的冲击,包括大家都很看好的《万历十五年》。

  1985年,我考到北京以后眼界大开,接触到的书也更多了。1988年,我硕士毕业后回到了农大。这时正是“文化热”,我感觉整个学术界太浮躁了,浮躁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大家几乎都在胡吹神侃,那时做出来的学问没法看,所以,我买了一些现在所谓国学的基本书之后,就回到黑龙江,我原来那个学校。从1989年到1996年,我几乎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了,把精力一心扑到了读书中。我老老实实读完了《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左传》、《战国策》等,读了一部分《二十五史》,还看了一部分佛经。看得太闷了,就到我们学校办公室和其他人下会儿围棋,打会儿扑克。然后再回去看书。后来他们说,你来玩是消闲,我们是天天消闲。后来,我在农大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再后来,稍微爱读书的人都走光了,没有人说话了,我就考出来了。真正进入学界,是1998年,那年,我第一次在《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同时,1997年在上海三联出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也有了点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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