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六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振玉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人往风微，此亦难得逸闻也。
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