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共为了永远的统治、压迫和掠夺，不但要毁灭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扼杀将来。中国人民大学张鸣、中央民族大学滕星、中南民族大学“平凡的世界侠客”继承了当年右派分子的乌鸦精神，也出来向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帮派化、市场化、商品化、黑社会化、泡沫化、牛屄化、盗贼化、奴才化、妓女化、乞丐化、不要脸化说“不”了！
吴泽霖（1898–1990）的名字，以前没有听说过。看了费孝通先生《纪念吴泽霖先生》，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右派分子。赶紧上网查，结果，仅仅那个履历就够我仰慕了：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威思康星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本事自然也是大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兼民俗学家；在大夏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学院、南开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过教授或领导，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可惜生正逢时，碰上了专与知识和知识分子作对的、专门与有本事的人过不去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便只有倒霉了。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因为抓右派分子未抓到足够的比例，便把年刚六十、春秋鼎盛的吴泽霖补为右派分子了。
反右派运动给中国、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中共当局至今还要抵赖、不肯认错；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此呼彼应、此伏彼起、遍及海内外的平反和索偿的强烈呼声，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居然一面装聋作哑，一面动用国家机器、调用大量资源对站出来说话的当年受难者实行新的迫害。
中共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为了永远的统治、压迫和掠夺，不但要毁灭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扼杀将来。正如刘亚洲所说：“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信念与道德》) 只不过共产党做得比历代统治者更疯狂、更彻底罢了。一面，毛泽东、江泽民带头拜佛抽签，各地土皇帝也大搞祭黄帝、拜嫘祖、修观音、盖龙宫之类无聊兼祸国殃民的破坏活动；一面又让青年学生把宝贵青春浪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等假话、大话、空话和废话之中。
当温家宝在装痴扮傻地问“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正当周济之流大搞“世界第一流大学”大跃进的时候，中南民族大学“平凡的世界侠客” (http://bbs.eol.cn/showthread.php?t=136709) 揭了他们的老底，给了这班家伙狠狠的一记耳光；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看来也不是一只唱赞歌的夜莺，而是一只张鸣式的乌鸦：敢于向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帮派化、市场化、商品化、黑社会化、泡沫化、牛屄化、盗贼化、奴才化、妓女化、乞丐化、不要脸化说“不” ！
附：怀念吴泽霖
“平凡的世界侠客”
我来说两句吧。确切的说，我是有点想念老校长吴泽霖吴老了。首先给大家讲件事。
不知道前几天，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在我们学校做的报告，大家去听了没有，我想可能没有。因为那天（上星期六）去的人去是很少，大概不到30人样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这样（那天他在我们学校做了两场报告）。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滕星教授是讲得很好的，他讲的是关于我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问题。滕星教授是中央民大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曾做过世行和亚行的顾问。常到西部地区考察。
在报告会上他提到这么一件与报告主题似乎关系不是很大的事。他说中央民大这几年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口号，然后呢，学校领导就找到他，说滕教授，你这么出名，就给我们学校写点东西，宣传一下我们学校吧。滕教授说那不行，我没那本事，你看我们学校一年有几个老师出国去做过学术交流的，连国外学术动态是什么样，现在都还不知道，谈什么世界一流？再说民大校长都是民委委任的，（学校里没有学术自由，）老师们是弱势群体，教导处长叫你围学校跑三圈你就得跑三圈，否则就得扣你工资。封建社会也不是这样的，先是教书的先生忙不过来才请人帮帮忙，作些“行政”方面的工作的。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搞行政的是老大，教书的得听话。
滕先生年纪50来岁，曾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多年，对美国的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权威，对大学教育也有研究，有自己的看法。其实，他的话一语道破了我们国家大学教育的弊病。学校就象一个行政单位一样，没有学术自由，也难怪培养不出什么人才。
其实真正的大学不是这样子的，国外的大学是一方真正的做学问的净土，政府是很少干涉学校事务的，即使象牛津、剑桥那样的国立大学。在学校里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做你喜欢的，谈你认为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哪像我们中国大学这样，师生三天两头被要求学“三个代表”。
具体到我们学校，中南民族大学，自然也逃不脱上面所提到的命运。有人对我们学校的校园和硬件建设感到满意，自然近几年我们学校在硬件建设方面是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别的学校也一样，校园在改善。
再说，在大学里硬件建设并不是最重要的。清华大学之父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所谓，谓大师也。”大楼的修建，只要有钱，那么任何学校都可以做到，而且可以模仿，但真正重要的是大师级人物的培养与引进。
一个学校并不在乎有多少现代化的高楼，而在于有多少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大楼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带不走的，而惟有那大师级的思想，才可以激励我们的思维，终生受用。大师才是一个学校区别与另一个学校并建立学校特色的利器。
我们学校曾经是有大师的，比如说吴泽霖。吴老据说文革后在中央民大处境不好，才跑到我们学校来的。当时吴老已经是80几岁高龄，面对的是一个坐落在武汉郊区的破败不堪的校园，切确的说这不是也不象一个学校，要钱没钱，要老师没老师，要楼没楼。但是吴老硬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影响力，把中南民院给建立起来了，在吴老的周围是一些全国知名的学者，比如严学勤等。那时的中南民院是很有影响力的。看一看吴老的资历就知道了。
吴泽霖，1897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20年代留学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威思康星大学等，解放前曾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西南联大教授。吴老是一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很多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名教授。
吴老在中南民大的时候，常跑到华工去带研究生。至于为什么不在本校带，据说是因为那时我们学校没有博士点，而居然当时学校也没有料到要申请个博士点。其实凭借当时吴老的影响力，那时申请个博士点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90年代初，吴老走了。随着吴老的离去，很多有为的青年学者也纷纷离开民院，中南民院也渐渐的失去80年代的光芒。当2002年，我们拚命申请博士点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在80年代，其实我们本来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申请到一个博士点的。
还有一件让我们民大人更痛心的事是，当时民委给我们学校出版社，我们学校竟然不要。现在想来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90年代以后，民院四处找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老师们可曾想到，在80年代，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社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除非民大能再次出现像吴泽霖那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级人物，来掌管学校，否则，我想，我们中南民族大学永远就是这样子，中国三流四流的大学。
其实我们也知道，历史不可能给一个“人”两次机会的，吴泽霖式的人物也不太可能再次突然降落在中南民大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