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战争，战争都是血淋淋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以60多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的，但是非理性的战争过后，要以怎样的理性来延续永久的和平？在美国的和平理念里头，答案也许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敌人当公民。
美国的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北胜南败的结局已然无法“修改”，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首长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妥善处置，事关国家统一后的和平与稳定。南方思考的结论是投降，北方思考的结论是同乐——是如何让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3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把敌人当公民，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突然闪烁的思想火花？想起来，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是“早已有之”的。
明末名将袁崇焕是大清皇朝的死敌，努尔哈赤以十几副马甲起事，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以摧枯拉朽之势欲改天换地“新桃换旧符”。在袁崇焕之前，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在袁崇焕之后，形势有再次逆转之势，袁崇焕的“宁锦大捷”打破了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甚至努尔哈赤都被袁崇焕的炮火击中，受伤不治而亡，后来在皇太极的“反间计”下，袁崇焕被他所忠心耿耿卖命的明朝处以碟刑，一寸一寸地剐了数百刀而惨死。在他死了150年后，谁也没想到，他这个被他的“祖国”定为“敌人”的人，却被他的“敌国”推举为英雄。乾隆皇帝某日翻读明史，看到袁崇焕之死这一节，“深受感动”，便“思想”擦出了“电石火花”，起意要给袁崇焕“平反昭雪”：“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遭重辟，深可悯恻。”乾隆对阻挡了其建国进程与有杀害祖宗之疑的、可谓有着国恨家仇的袁崇焕此时已是“立场不稳”，忘了“阶级仇恨”，对袁崇焕“深怀悯恻”，并且叫人到袁崇焕的老家广东去寻找他的后代，拟将体恤，尽管袁崇焕直系亲属已被夷灭，但乾隆还是从其本家后裔中找了一人来享受乾隆的“圣主隆恩”。
乾隆如是宽待“敌人”抬举“敌人”，甚至把“敌人”当作“英雄”供奉，与美国南北战争善待“俘虏”相比，你是不是觉得乾隆“心胸”更加阔大呢？
可是，有着如此“包容并举思想”的乾隆并没有改变国家的专制体制，其“主持”的国家始终在“率土之滨，莫非皇土，普天之下，莫非皇臣”的“皇民”体制下运行，根本就没有向“公民国家”的现代轨道上运行半步。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袁崇焕是真正的“死”敌，是“死”了的“死敌”，一只死老虎，已经对大清不起任何威胁了，所以“宽容宽容”无妨，“善待善待”无碍？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对于“异代”的“敌人”是常常摆着这种“博爱”姿态的，但对于同时代的，他还有这个“雅量”吗？事实上，乾隆在把他的敌人袁崇焕当英雄的同时，也在把他的人民当“敌人”。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普天之下，都是“人民”了，但乾隆大兴“文字狱”，把他看不顺眼的“人民”欲赶尽杀绝而不罢。比如胡中藻一案，胡氏写一些“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是东西”的东西，乾隆霸蛮说里头有“反清”念头，便将胡氏格杀，株连了不少人。大清建国已经150多年，胡氏可以说是“生在八旗下，长在八旗中”，哪里还有“故明”意识？在乾隆大树特树袁崇焕为英雄的同时，他也在大兴特兴文字狱，清朝八九成的文字狱都是发生在乾隆一朝，他简直是要把所有的人民都当敌人。
一方面把敌人当“人民”，甚至当英雄；一方面把人民当敌人，甚至当死敌，乾隆是不是患了“人格分裂症”？其实也不是，在乾隆那里，把人民当敌人与把敌人当人民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可谓是殊途同归，同归于一个“忠”字。他看上袁崇焕，把他当英雄，不过是看上袁崇焕“尚能‘忠’于所事”而已，他要拿“忠”字来说事；而他把胡中藻当敌人，是他觉得胡氏有不“忠”；而乾隆所谓的忠与不忠，无非是对于他一个人而言，对于他的家天下而言，以个人之是为是，以家天下之非为非。他把袁崇焕这个“敌人”当“神”，他把胡中藻这个“人民”当“鬼”，就是不把他的“敌人”他的“人民”当“人”，不把“敌人”与“人民”当“公民”！乾隆把袁崇焕当英雄哪能与美国南北战争把敌人当公民作同日语呢？“与其在神女峰上树立千年，莫若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这是神对人的向往与期盼，那么同样的，被树立为“神”的袁崇焕们，与其在乾隆们的神坛上高高耸立，莫若在同一个平台的人间里平等自由地好好活着。
要而言之，美国把敌人当公民，因此走上了公民社会；乾隆把袁崇焕当英雄只是一种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御民术”，根本就不是公民社会以普世价值为原则的“治国道”，所以只能是离“公民社会”更远，只会把“皇民社会”的铁箍扎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