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中级官员是一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一项高级政策执行的效果端赖于这些人对政策“选择性理解”之后的态度。就中国目前改革全面失败、司法公正进一步缺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看，体制内学者如香港中大教授与清华讲座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国出现一个可称之为“中层梗阻”的现象。
这个判断是纯粹技术性的，并没涉及该现象的形成机理，但是，至少也说明：在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王绍光先生没有具体指明“中层”的范畴，按他接受《凤凰周刊》（2007年第12期，记者玛雅：《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
专访的答问来看，应当是指省与市（地）两级。
依我个人的一些研究结果而论，我更愿准确地将“中层”界定为地厅级这样一个层次上（含正副职），且不象王绍光先生那样过多地指责所谓的地方政府，而将它放在金字塔形官僚体系的全系统中来考察。
当然，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社会现象随笔（时评），所以在评述上更倾向于使用“案例说法”。
一、“王三亿”给民众的一个基本认识
2004年判决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主要涉案问题发生在他职任阜阳市长及市委书记期间。在阜阳时，他就有“王三亿”的外号，即民间指称他的非法财产总量有三亿元人民币。虽然说最后法院确认的受贿517.1万、不明来历财产480.58万两项合计（近千万），远不足“三亿”的传说，但“王三亿”的绰号足以说中共中级干部经济犯罪中有往亿元发展的趋势。
值得说明的是，王怀忠的涉案金额并不算大，他知名也即引起社会公愤的主要原因是他官风霸道。在王怀忠之前，同样因官风霸道而出名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正厅级）李真，涉案金额早已经超过了千万元，高达3，700万元。
李真案件被查处于2000年。
在中共金字塔式等级序列中，中层（级）官员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弹性空间，与这个弹性空间相配套，他们既了解下级官场如县乡（处、局）的“玩黑规则”，也了解或努力参与上级官场如省（部）和中央的“组织规则”。这样，他们就以富于冒险的精神来谋求财富的积累与职务的晋升的“双丰收”。
李真案件所披露的一些信息表明：由于他的原直接服务领导、省委书记是《江泽民的人》，李真也自然就自视为江系人马，并且他与一些政治合作伙伴有明确的分工──有人捞钱、有人跑官，以形成“官商──商官机制”为效用最大化手段。
李真之后的王怀忠案例，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追求上进”的趋势：王怀忠对下级一贯骄横，但对“北京来人”哪怕是骗子也恭敬有加，以至于造成了数千万元的钢材采购损失。
二、雷渊利的幽默成为不幸的谶言
对于自己的不法行为，这个犯罪率偏高的官僚阶层，几乎少有反省——至于临刑前的悔悟那些说词，大多是媒体特别是党的宣传部门作秀而制的，可信性不大。相反，2006年9月被死缓的湖南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副厅级，涉案金额一千万）的法庭陈述却很直白地表明了一种“比较差别”，也即法律判决与现实情况差别，他说：“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最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南风窗》2007年5月上期，记者田磊：《郴州故事》）
他的这个自嘲式的定性与王怀忠被民众指为“王三亿”一样，没有明确的计量指标或判决结果为支持，也只能算“大众观点”的一部分。
但是，很快，与雷渊利级别一样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件证明了他的判断（至少是一大部分）：曾受贿3，000万、不明来历财产5，000万，合计为8，000万。
无论是涉案金额刚接近千万的王怀忠案，还是3，000万的“李真指标”，再到涉及曾锦春的8，000万，都说明这个群体的经济暨职务犯罪金额正往亿元方向发展。
三、“亿元户”增势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究竟金字塔塔式权力体系可产生多少个亿元户，殊非当今学者大牌者如王绍光教授、普通者如我綦彦臣，所能研究明晰的，也只能借助一些简单的分析工具，做计量化推测：
1、在模型的意义上讲，我们把2000年的李真案作为统计学的基期，把2006年的曾锦春案作为末（本）期；2、从李真的3，000万到曾锦春的8，000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7%. 3、中国从2000年到2006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4%（其中2002至2006的五项来自《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30至5月7日（周），记者席斯：《紧缩政策的空间》），比较上项，表明：中国中级官员的贪腐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前者计量值高于后4.3%.
通过事故讲述与计量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便所有持有异议的人士们一致地认为维持当今的中共一党独大的宪法体系，那么反腐败问题也不能再由中共纪检委这么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来掌控，应该将它交给社会，否则，由于“经济金额”而刺激的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膨胀为一场末世论的总爆发。对于那些一直再坚持“腐败并未拿走多少GDP”的有影响学者们，本人以也以学者的身分进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拿走了GDP的多少分额，而在于这个“分额”形成的强烈的社会心理刺激。一方面，司法公正进一步缺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改革失败的社会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一些手握实际治权的官僚阶层正往“亿元户”方向挺进，且挺进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结语：不能在靠“狡猾的愚蠢”熬日子
当今社会因为以上的巨大反差，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一方面原来具有说服社会之功能的体制内著名知识分子完全被民粹化思潮妖魔化，无法再生产新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底层社会的知识精英即通常所说的“小知识分子”整体上倾爆炸式社会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存在改善的可能，只能是宣泄性破坏。
如果说欺骗他人可以得到效用最大化，即拿别人的愚蠢检验自己聪明的程度，未堂不能原谅；但是要认为自欺是一种聪明乃至于智术，那只能说是“狡猾的自欺是一种深度的愚蠢”。
对于已经实际上失去对民众说服的体制内著名学者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来夺回民间话语权的问题，而是积极说服中共领袖集团，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党管干部”的陈旧官僚控制系统，马上改为“选举管干部”──至少应及时宣布中级干部的海选，即别在所谓的乡村民主上搞拖延战术，而现实跨过“县级直选”，进行地（市）级直选。
（2007年5月16日写于由京返泊途中，18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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