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不久，师母给我送来了两枚印章及一盒漳州八宝印泥。
师母说：“你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凡碰见书里没盖上印章的——是我的藏书的话就盖上我的名字；若是汉茂的，你就用他那枚印章给他盖一盖罢！”
我慎重地收下了印章，师母走到我的窗前静静地往外凝望。我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六楼，占了整面墙的窗玻璃让山谷对面的牧场尽收眼底，夏天时还能数得清草原上的马和绵羊。延着草原下去，如果让窥望的眼神滑着冬天的雪橇，就可以一直滑到大学因之命名的鲁尔河旁。过了鲁尔河，视野不及的高岗上，师母心里的那双眼睛；我知道站在窗前师母心里的那一双眼睛，早已攀缘到高岗上。那里一栋俯望鲁尔河的美丽房子，是她和汉茂老师的家。
将师母送到了图书馆大门，我再次谢谢她不久前转送给我们的大批书籍，那都是老师办公室及书房里整理出来的。她微微地笑着，说：“也不用谢，我现在看到这些书心里也只有厌倦。如果不是这些所谓的学问。。。。。。”师母没有再说下去，趋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摆摆手转身走了。此去千里。
回到办公室，我将方形的印章擎于掌心赏玩。淡红色的青田石触指冰凉，被遗弃案头六载的落漠仿佛在里面凝固了。印钮的仿古瑞兽精工雕琢，多年来它曾伴随老师豪迈地一本本奔走于书籍江山。印面篆体瘦瘦地镌刻着反转的字形，我好奇地猜测着老师名字反面的写法，对镜般的文字效果让他的名字无从辨识。我于是把印章在印泥里轻轻地一压，然后在白纸上端正地盖，好像老师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必得恭恭敬敬地。盖完后举手移开，老师的名字就四平八稳地被朱砂还原了。
老师是个德国人，可是在自己的书籍扉页并不贴上拉丁文 Exlibris 代表“我的藏书”的藏书票，而是在首页盖上那么中国的印章。选择钤印而不是贴上藏书票，除了老师的汉学身份外，自然也因他的藏书以中文书居多。老师对印章的情有独钟让人想起杭州西泠印社的翩翩君子，以周秦两汉古铜玺印或明清各流派的印章，按自己的旨趣所向赏印问篆。而老师，舍藏书票而唯以篆印宣告，隐然流露他心志所系。
在图书馆整理珍贵馆藏时，偶见书页里藏书者留下的一方方钤印，总不免惜之叹之。这些侥幸逃过被循环再生的中文书籍，挨肩接肘立于书架上，纵使版本再珍贵，面对异国几无知音的窘境，到底还是将身段立成了寻常百姓。藏书成癖的爱书人当年郑重其事的盖章，盖成了历历在目的前朝遗迹。书主可曾料想他的藏书会沦落异乡，来路不明地落户德国这样一个城镇的图书馆架上？
老师的藏书数千，除了六十年代留台时候大量购入的书籍外，他三十几年的学术生涯也换来不少同道馈赠的著作。老师早期的藏书大都规规矩矩地盖着他的印章，然而到了后来，也许买书收书的速度太快，很多书就不及兼顾了。我每天给没有藏书印的书一本本地盖章，盖得多了，也没敢大意忘记这是老师的章，恭谨之余我还是暗自得意的，就像小太监拿着皇帝的印玺偷偷盖着玩，不知不觉就狐假虎威起来！比如同个作者居然在三天内重复送老师两本相同的书，我往往毫不犹豫地就将第二本淘汰，绝不纳入馆藏！送第一本尚能让人分享作者论说成书的喜悦，送第二本嘛，就不免缺欠诚意，有硬销的嫌疑。有关作者若不是书堆积着卖不出去，就是寒暄客套，短时间内和老师几次碰面，就惯性地掏书送人。老师看着对方再次地在书页又题字又签名，必定是不忍心去提醒对方的罢？
看多了书内页的题字，也就开始分辨得出赠书人和老师的关系。有时候是某个想来问学的研究生，先呈上自己的著作让老师过目，恭敬地请老师“指正”、“雅正”。稍有名气的作家们就题上“惠存”、“留念”。跟老师也许是旧识的，就古灵精怪地要老师“乱阅”、“笑批”，甚至于“乞大斧”。上款也各有千秋，有者洋派地来个Dear，直呼“老马”者有之，“小马”当然也不乏。同是西方汉学家，原名 Boris Riftin 的俄罗斯学者，用中文直书“汉茂老友”，而下款他自己的名字，却是一个百分百的中国名字“李福清”。马汉茂与李福清，不知情者哪会想到收书者及赠书者都不是中国人呢？！
诗人杨炼大概不屑于一般的“雅正”，落了上款后就直接了当地题：“一句‘鬼话’顶一万句。。。。。。？”一万句什么呢？竟将问题留给老师来答了。他的书名，就叫《鬼话》。老师也认认真真地，研究着他的鬼话，在诸如“肉体的毁灭”字句旁断断续续地画上他习惯画的边线。
老师在成为教授以前，当然也是虚心讨教于各大学问家的，因此也获得了许多他们馈赠的书籍，比如钱钟书就曾赠送老师多本著作。钱钟书题字一般不志明日期，在书页下款落的是“钟书奉”，还往往加上一个致趣的压角章。那个“奉”字，让人尽见国学大师的谦虚。虽然多本藏书内页里，上款早已题就老师大名，我还是万分小心地在书页里另落一方显眼钤印。显眼，是为了要让将来的借阅者知道，这可是当年大学者亲自题送老师的书！有章为证，表明真迹。
在书页的题字里欣赏各人的手迹，也成了给老师藏书盖章的一大乐趣。沈从文屡经历史的瓦砾，笔端却豁达坦然。钱钟书总是毛笔字，字体舒展超逸。曾就学于哥廷根大学的季羡林墨宝如柳条四散，《留德十年》的陈年旧情，眼下却只能是《清塘荷韵》的留白。高行健在获奖以前送老师的《没有主义》，草书似的上下款外，什么也没有题。刘再复的字体在书页上像是文字的软体操，题款飘洋过海地，签名下面还一定志有他漂流的寄居地。而顾城，画画般地题送他的“英儿”。
在给老师的书一本本地盖章的同时，我象在给老师画一张生活行脚图。赠书人让我看见他如何知交满天下，作者们下款的地点也让人大略摸索出他曾经到过的地方。书里句子旁画的边线透露着一本书好不好看的讯息，某些书画了没几页边线就不了了之，显然地，老师没有把书看完。字里行间的眉批是欣赏老师幽默最生动直接的索引，那些摇头摆尾滑稽的大问号，按着去读后也不明所以时，我往往就能想象师徒两人对着某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一同捧腹大笑的情景。书里时不时夹着一些字条，或者陈旧的电话账单，再不然是买了一束花的收据，叫人遐想师母收花时候幸福的容颜。点点滴滴，盖章竟拼凑出我来不及认识的老师的世界。
如果说一个章代表着一段生命记忆，那么每一个盖在一九九六年藏书内的章，都要领我回到掬来却残破不堪的回忆里。那年，我的生活正步步迈向绝望的边缘。抬首看不见未来的方向，回望也只是断若悬崖的退路，人在异国，举目尚且无亲。终于，因肠胃出血而两度被抬入院后，忧郁，就如一床厚重的被子，沉沉地将我覆盖。几近窒息的我屡次对着一室黑暗苦苦张望，夜色为何如此深沉？长夜为何如此漫漫？
忧郁把人灵魂孤独地囚禁，迫使自己的心灵成为苍茫异域。我看见窗外成群麻雀飞跃，我看见庭院里满树春意闹，可是春天的声音却是寂静的声音。生命的欢乐像默片滚轴而过，与己无关地。所有的感官皆错位失效，专注地倾听，仅听到了生命的沉默，凝神地探望，却望尽了无际的漆黑。
就是在那样放弃或自救的挣扎下我辗转到了伦敦，而竟在那里遇上了老师。他把我邀回德国，收入门下。忧郁隔音的墙上渐渐开了扇窗，晨曦初现。老师是那个无意之下探头搭救的人，他救了我，可是当年他并不知道。
而我竟也从不知道，老师在替我开了一扇窗的同时，自己原来也陷于忧郁之境，在生命消音的那一面被逐渐幽禁起来。三十几个博士及硕士生围绕着，每一天，都在向老师学问的储藏不眠不休地榨取。他没有时间休息，无法放缓生活的步奏，那心灵无声的禁锢最终聚郁成一股生命的疲惫。仿若那错置于书本内页的印章般，忧郁在难于消印之余，还藏匿着伺机与患者重新打个照面，而老师未曾警惕。生命的书页继续一页页翻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老师翻到了那一页，忧郁扑面而来。也许他没有准备，也许他看得太投入，终于，老师走失在那一方致命的烙印里，没有再回来。
在写给女儿十八岁生日的信里，老师曾经是这么说的，他说：
祝贺你加入成人的行列！如果你以为大人都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是个误解。成年人在诚实地审视自己时，会发现生活里总是不断地出现困难，希冀的目标经常无法达到，挫折感随之而来。生活中当然有快乐，但问题常比快乐多更多。有些大人出于软弱或自卫而故意在孩子心中虚设下完美的光环，我始终认为生活是一种沉重的工作。我们家庭上溯到祖辈的忽格洛特族，受到基督教朴素教育的影响，一切外在华美的事物对我而言都值得怀疑。真正的权威和力量应该是发自内在，而不是外加上去的。一张桌子，一张床，两本书，于愿足矣。
对着老师的最后一箱藏书，始了解“于愿足矣”的安身立命往往不敌生活这一种沉重的工作。我将印章搁下靠到窗前，禁不住泪湿衣襟。夕阳无限惆怅地挂在远方森林边上，余辉折射着大学的建筑在眼前一天天地陈旧下去，七年的时光不过是条逐渐探到窗沿的白桦枝子。我想起因着老师离去而搁浅的论文，想起老师生前喜欢的一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仿佛看见年少时候的自己，登楼远眺，为赋新词之余，还以为就此望尽天涯路。而今回首，什么时候秋意竟已深？
老师的最后一箱藏书隐喻着时间走向了尽头，那是他离世以前所翻看的十几本书，那是师母保存多年，关于老师最后的记忆。当一切都逐渐远离，就只有这箱书，依稀留着老师翻动的指纹，把捏着生命的不安与浮躁，是师母对老师难以割舍的眷恋；是我盖章时对老师最后的告别仪式。
庄重严谨地，我给老师的书盖下了末后的一个印章。小太监变成了移民厅官员，老师出境了，章盖下去，是对生命永远的封印。
首发《星洲日报》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