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撼动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詹姆士·肯吉(James Kynge)著，
陈怡杰、蓝毓仁译，台湾高宝书版集团2007年版。
目前，“中国撼动世界”已成为世界各地的话题，说到这问题，不能不提最近中国股市发生的大事。本书中译序(刘忆如撰)说：“2007年2月27日，中国大陆股市大跌8.8％，全球股市旋即随之振荡，爆发全球股灾；欧美亚三大地区股市市值瞬间蒸发1兆2400亿美元。”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华尔街股灾相比，这次股灾的潜在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与当年崛起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比当年的美国更压缩，爆发的威力也更大。今日国内最大的城市重庆，每年人口增长一百七十万，比起当年处于美国中西部枢纽的芝加哥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果，国民生产力大幅增加，促使中国国力上升，欧美各国担心，中国会成为他们的新威胁。对中国来说，欧美各国的担忧似乎很偏执，因为中国人只希望富起来，无意成为世界各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可是中国潜在的经济实力，与对世界所造成的撼动，亦着实不容忽视。
在欧洲，数以万计的工人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工而失业，但对欧盟各国政府及企业财团来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动因，促使他们纷纷在中国投资，结果这些跨国企业除了制造出价钱低廉的产品外，亦引带中国国内新兴企业以更低廉成本与之进行国际竞争。在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大纛下，不单欧美各地工人，甚至欧美中小企业亦深受其害，而对此中国人当然体会不到。外国人希望中国尊重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这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可是中国人看重的是如何干活、养家、国家不出乱子，因为需要稳定社会和维持百姓小康生活，中国对美元采取固定汇率以保持出口竞争优势、政府大力资助企业。双方的价值观有分歧，亦设法提防对方，这样的贸易，对西方大企业来说确实获利丰盈，也令许多中国人尝到了经济起飞的甜头，但过程充满矛盾和不信任。
目前中国劳工正以爆炸速度向世界各地扩散，作者以意大利的普拉托镇为例子。从温州到那里谋生及做生意的中国人正人满为患，扼杀了当地传统时装制衣业的发展，许多名牌公司正面临中国人低成本廉价货品的挑战。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循非法途径入境，即透过人蛇集团安排，他们领取比当地工人低廉得多的薪水，然而仍然有许多温州人偷渡入境，因为在家乡连这样的薪水都找不到。当地一位女性企业家王怡华说，“在普拉托的中国劳工，他们的薪水是温州的十倍。”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一家钢铁企业收购德国的蒂森克虏伯钢铁(Thyssen－Krupp Steel)，后者自十九世纪以来，即为德国著名的钢铁制造业与军工业巨子，蒂森克虏伯曾大量生产两次大战德军的大炮、子弹和坦克车。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国内钢铁公司以极低工薪累积巨大资本，于是有能力染指国际贸易，然而蒂森克虏伯的员工却一直为工时、工薪和福利问题而争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走向福利社会，社会主义中国却以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威胁走下坡路的西方经济。
近十几年来，讲述“中国崛起”的书汗牛充栋，但都着重于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这本书则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德国、意大利到非洲的华人劳工和华人企业家都有谈及。作者年轻时曾在青岛留学，既深谙中国国情亦对中国有一份深厚感情，所以作者对于海外中国人及其与当地人的互动也特别深入观察。他认为，海外华商华侨从不理会当地社会，只顾拼命赚钱，但也带来不少恶果，他们既孤立无援，又不肯去接触了解身边的事物，结果只会酿成更多绑架惨剧和社会冲突。
有人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苛刻，而且充满超级大国的偏见。我觉得，中国人对世界各国其实也充满偏见，问题只是中国人有没有深入去思考而已。例如“人定胜天”概念，固然鼓励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人为了追求幸福和致富而战胜大自然，但由于中国人只开发而不保育大自然，自然环境亦因为过度采矿及能源消耗等问题而受到严重破坏。作者举出许多例子，例如大庆油田的产油量正日渐缩小，石油蕴藏量也在逐渐消耗。中国近日之所以发生埃塞俄比亚油田员工被掳事件，正是因为中国国内产油量日渐枯竭，石油公司只好到非洲国家寻找开采石油的特许权，而这种特许权是以抢占当地石油业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一样，既消耗了世界上最多能源，亦成为全球最大的空气污染国家。如果照目前速度开发天然资源，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很快便会有用光的危险，全球最巨大的尘暴也有可能制造出来，而这些污染却要许多林木蓊郁的国家及地区如西伯利亚、加拿大、巴西等一起承受。不单如此，目前中国人口持续膨胀，粮食需求不断增加，为此巴西需砍伐大量雨林以种植大豆，印度尼西亚每年有一块面积像瑞士般大小的森林遭到盗伐，想一想后果也会毛骨耸然。
对中国来说，“中国崛起”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作者不单指出这种趋势对欧洲的影响，也指出对中国现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发展总会涉及牺牲，这也是中国撼动世界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本书也不是一味指出中国之非，作者也希望中国可以发挥“良性作用”，将自身和全球经济引入新时代、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