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一下中国媒体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么几个黄金时代，一个是清末，也就是上世纪之初，那时满清统治腐朽而衰败，社会因弱图变，面临着改朝换代，各种新思潮猛烈冲击着古老的帝国。清末的新闻媒体数量虽然寥寥，但言路相对宽敞，呼吁改良呼吁变革，积极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潮，既有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办的报刊，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主办的报刊，启蒙思潮波及全国，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后，那时虽然国民党审查制度在一些文人眼里近乎“苛责”，“戴着放大镜”，但实际上许多时候鞭长莫及，新闻便空前的发达兴旺起来，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人，如邹韬奋、范长江、季友鸾等，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刊，而且申请一份报刊也并不象现在这么难，需要出版局给什么刊号，你只要有钱有人，就可以去当局备个案，出报纸了，象鲁迅、陈独秀、林语堂等的报刊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连20来岁的毛泽东在湖南也出了一份《湘江评论》，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想象的。至于内容，也是各种各样，既有鲁迅、陈半农等的针砭时弊，又有林语堂、徐志摩等的风花雪月，反正都有市场，都有读者。作家们的文章也都有发表的机会，绝不会出现现在的“此属于敏感题材”或者“没有弘扬主旋律，不宜发表”的字样，而且稿酬也相当丰厚，一个作家足可以养活一家几口，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不会出现现在那种低廉的稿酬，或者几个月几年不发稿酬的情况，那时的作家们许多是“富人”，只要你能写，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许多“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学爱好者，大都依靠自己的写作生活得很富裕。
另一个黄金时代，应该是那个昙花一现的89年前后，那时虽然报刊仍然掌握在党的手中，但却出现了瞬间的新闻自由，出现了象《世界经济导报》《深圳青年报》这样思想自由的报纸，而一些主流报纸，比如《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思想性文章，猛烈的抨击着当时的意识形态。体制内的松动，是难得的，也是少见的，如果延续下去，中国绝对会出现一个转折。然而好景不长，八九年一场狂风骤雨很快使开放的思想界回归到以往，倒退到一党专制时期，报刊随着社会的庸俗和经济利益化，也变得沉闷僵化腐朽起来。
至于其他时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统治后长达的50多年里，中国的新闻一直在严厉管制中运行着，成为所谓党的喉舌，充当着走狗、鹰犬和工具的角色，在“报格”上等同于奴才。我手头上有一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书，这本书里收录了《人民日报》从建国后的1949年到1980年的所有头版头条，从这些头版头条里，我们可以寻觅出这么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新闻随从于政治的指挥棒而打东打西，它既有建国时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之言，又有“亩产十万斤”，“向一切反对派开火”的昧心之语，还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说之文。报纸实际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是媒体本旨的悲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党报和民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媒体的角色定位从过去的赤裸裸的走狗、鹰犬、工具，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起来。当代的中国媒体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似乎成了人民呼声的载体，成了开创中国新纪元的一个主要力量，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在媒体的这种角色演变过程中，那种阳奉阴违边缘化的媒体“臣妾心态”也日益显露出来。媒体进一步丧失了其独立性，在蛊惑民众过程中，也日益庸俗化、利益化起来。
在古汉语中，“臣妾”是一个合成词，它有多重意指。“臣”，原本是指男性奴隶和男性战俘，到了诗经时代，所谓“普天之下，美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就泛指国君所统御的芸芸众生了。曾几何时，“臣”的本意又成屈服驯服的庶民，越级晋升为“官吏”或“官员”。而妾呢？后代之现代的通行意义，是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男子在大老婆之外的小老婆，原始意义却是指女性奴隶或战俘。
总而言之，男为臣，女为妾，而合二为一即为“臣妾”，乃皇帝与皇权的奴仆，包括皇宫中的皇后、妃嫔，也包括各级官僚以及读书人等。
在现在所拍的一些历史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那怕是尊贵如皇后在面对皇帝时，总是说“臣妾”“臣妾”如何如何的。这里的“臣妾”，既是一种自谦的称呼，也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是指相对于皇帝而言，既有“臣”的含义，又有“妾”的含义，但无论是“臣”，还是“妾”却都没有独立自主的思维，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虽然是双重的身分，却从头至尾乃是一个“臣妾”。“臣妾”，“臣”说明她是属于统治工具中的一员，而“妾”却说明身分的特殊，和皇上有肌肤之亲满足其性欲的。总之，“臣妾”充满了附从和奴颜的气息。
而当代的中国媒体在表面剥离了单纯“臣工”的原有角色后，在新角色定位中仍旧藕断丝连，难以摆脱“臣妾”之色，于是，其“臣妾心态”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鲜明。当代的中国媒体分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也就是那些党报党刊，比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中央电视台》，各地的日报、晚报和电视、电台等，这些报刊吃的是“皇粮”，充当着政府的鹰犬和喉舌，已经属于臣工之范畴；另一种是体制外的，也就是那些都市生活类的报刊，这些报刊在中国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称呼──民营报刊。它们一般由那些赚了钱想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企业家，或者受“媒体是最后一块蛋糕”诱惑的老板投资，自负盈亏，自办发行，其内容相比党报党刊较为活泼有趣，经营方式也市场化，但目前的状况却是绝大多数为生计发愁，难以为继。体制内的报刊，其“臣妾心态”不言自明，他们高喊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走狗，你拿我怎办？所以不说也罢！我们主要说说体制外的那些报刊。按理说它们不应该存有“臣妾心态”，因为它们平常总以中国的正义自居，以关注民生为己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在改变着中国”，但恰恰相反，这只是一种错觉。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在陕西省一家杂志做编辑，这家杂志是由社长兼总编的王先生说了算的。王先生是一个有着民主思想的人，据说在89年时曾声援过学生，因为“转变”得快，才没有被抓进去。他开起会来滔滔不绝，大谈民主自由，在杂志上也经常发一些有关民主自由的文章。可是，一碰到宣传部或者其他什么主管部门，哪怕是一个看大门的打招呼，便紧张地不得了，赶快换了稿子。有一次，我们发了一篇《大气功师骗局》的批评性稿件，没想到这个大气功师是新闻出版局一位官员的关系，这位官员找到杂志社，他立马紧张得大汗淋漓，又是赔礼道歉，又是收回已经发出去的杂志。哪里知道，对方却不依不饶，以侵犯名誉权告到了法院，他赶快写了一份道歉书：气功乃是我国的国粹，我刊在没有调查基础之上，发了有损气功的不实文章，我深感惭愧。内容肉麻至极，让人不忍卒读。可就在这时候，中共对法轮功下了黑手，殃及气功，法院的判决驳回了那个大气功师的起诉。总编得到这个消息后，乐得手舞足蹈。“在中国就是这样，要懂得随机应变啊！”他说到。其实，这哪里是随机应变，而是一种“臣妾心态”，是对权力的天生的奴性，是骨子里的敬畏。
《西安商报》也是一家民营报纸。但总编似乎洗过脑子似的，在看稿时总是战战兢兢，把一些“不良”的字眼删掉。有一次，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流浪儿的稿件，其中有一句话：“这难道仅仅是父母的原因吗？”他立马毙了稿件，理由是文章似有所指：这是政府的原因，再深一步讲，是共产党的原因。这还了得？每次见到了台湾、香港，尤其是台湾的稿件，总要看上半天，哪怕是“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也要改成：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其惊恐之状，其讨好之状，令我们哭笑不得！有一个编辑就说过：“看来我们的杨总，该受到中宣部奖励了！”
权力是爷，自己是孙子，作为孙子，当然就得听爷的。体制内的报刊是党的喉舌，一切以党方党针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党对的，它宣传；党错的，它也宣传。党要做什么就是什么，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这种媒体已经蜕化成权力系统中的一分子，失去了现代传媒的基本定位。它具有的“臣妾”定位，似乎无可厚非。关键是那些体制外的媒体，它们其实并不为党所豢养，却具有“臣妾心态”，变成“在野”的走狗，却令人匪夷所思。
年前萨达姆被判了绞刑。中国媒体不但报了这个消息，还做了许多评论。我看了《新华网》上刘瑞成的一篇评论性文章：怎样看待萨达姆之死？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应该怎么看待萨达姆之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萨达姆不义之行，确实做了不少。在他执政期间，恣意发动战争，侵占别国领土，血腥镇压反对派，可谓罪孽深重，冤魂多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该死。但是，他的死法令人质疑。说到底，萨达姆是死于美国政府之手。是美国绕开联合国，象萨达姆一样，发动不义战争，占领了伊拉克，捉住了萨达姆。
但这种手段不算是明智之举，这叫做‘以恶治恶’。退一步说，就是萨达姆罪大恶极，该杀该刮，也应该由伊拉克人民来处置，而不是由美国来处置。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看看，本来说的是萨达姆该死的主题，可是突然转向了“人民”，这是典型的当局腔调！人民算什么？大家知道，在萨达姆当政期间，选举率还是100%呢。如果让这样的人民来决定萨达姆之死，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显然，刘瑞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为了讨好当局，符合所谓的主流观点，而特意献媚的。他完全可以不说，也没有必要这么说，可是，他偏偏生拉硬扯把这种观点硬套上，这种观点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吧。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讨好，如同“臣妾”一样，只是想献媚皇上，却不见得能获得皇上的青睐，赏她一宿的。
中国的当代媒体就是这样的，那些民营报纸其实没有必要为党摇旗呐喊，也没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和体制内报纸的待遇不同：一个是亲生儿子，一个是后娘养的，虽然都叫爸爸，但待遇并不一样。党报由国家拨款，发行时还要定量，而其他报刊国家不拨一分钱，自谋生路自办发行，自筹资金。然而，它们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摇着尾巴，幻想着分得一点剩饭。或者，什么都不图，只是出于本能的心态。就象那些“臣妾”一样，见到皇帝自然就腰弯，当然就献媚起来了。
当然，中国当代媒体走的并不是一条自由的发展道路，而是一条畸形的道路。它虽然名义上放任自由，但其实仍旧象风筝一样牢牢牵在党的手里。这些媒体所放开的只是党不再给它食粮了，让它自己找食吃而已。于是民营报纸要生存，却又得不到国家的财政拨款，只有扩大影响，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之一途，因此，民营报纸的发行量决定着报纸的影响力和生存，而发行量却是由报纸的可读性来决定的，如果这些报纸仍旧象党报一样没有可读性，那当然就没有了发行量，也就难以为继。于是，这些年来，在有限的“新闻自由”下，一些报刊悄悄地撕开了中共新闻管制铁幕，比如《南方周末》，比如《南方都市报》，比如《周末》，比如《新闻调查》，比如《焦点访谈》等等，但这些报纸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在媚俗中行进，它并不是为反映民间疾苦，追求自由、民主精神而设的，许多时候是哗众取宠，新奇古怪。在杀害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新闻之间，选择的是后者；在强奸妇女和轮奸妇女，选择的还是后者；在轮奸妇女和轮奸幼女之间，后者还是选择的目标。越新奇，越古怪，越骇人听闻，便越成为这些媒体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仍旧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以宣传所谓的党的政策为主，象中央大员、省长、市长等官员的新闻肯定是它的头版头条。
政治的高压，体制改革后造成的畸形状况，使得民营报纸生存十分艰难。就象风筝一样，永远是飞不高的，而且是会跌落的。民营报纸就象断了奶的孩子，不但不给你奶，还不准你哭。西安有十来家报纸，称得上民营报纸的有几家，其中《华商报》是老大，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号称40多万份，据说广告年产值达到几个亿。因为没有皇粮，《华商报》这些年来非常努力，在新闻采写上平民化，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残酷的资本家化，其员工在剥削之下，累得象一头头牛，虽然工资比较高些，但却没有任何保障，曾经有一个娱乐名编辑，因为用了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宋祖英向央视叫板。在中国谁有这么大的胆魄，当然还是第一、二奶了。结果宋祖英的代言人飞到了西安，直接找到省委宣传部，定性为“失实报道”，又是赔情道歉，又是赔偿各种费用，据说前后花了20多万呢。这个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也被报社开除了。他原来住在报社公寓里，当天就被赶了出来。
而其他的还不如《华商报》呢。据了解，这些年来，西安的民营报纸基本上投资都归于失败。《西安商报》，前后找了四个投资商，第一个投了20多万，还不到三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第二个只是一个月，也不了了之，最后一个，投了100万，就赔了，员工们半年领不到工资。《陕西美报》是进来一个投资商，死一个，先后花了数百万，员工工资多次发不出来，报纸苟延残喘。《三秦都市报》，如今已经亏了数千万，《百姓生活报》，赔了数千万后，卖起了刊号……
有人评价说，如今是媒体的滑铁卢，进一个死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在中国，任何媒体都是国有的，人们投资只能获得经营权，而没有采编权，也就是说，一个投资商投了钱，却没有没有主权，报纸不是自己的，这又怎么能够调动投资商的积极性呢！在所有权和主权分离的违背常理的情况下，你又怎么指望他能盈利呢？何况在中国，报刊赖以生存的基本──新闻，又不掌握在办报人自己手里，而是决定在党的手里。而读者才不管你党不党的，你没有可读性，我当然就不订阅了，这又怎么能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呢。
显然，当报刊正当的发展渠道被堵得死死的以后，中国媒体只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来敛财。一是把记者，变成了土匪强盗。有一句话叫做“防火，防盗，防记者”，在中国，除了第一股恶势力──黑社会，第二股恶势力──政府官员外，新闻记者也被称为第三股恶势力。许多报纸实行绩效考核，零工资考核，记者的收入全靠提成。记者们就四处外出，到处敲诈勒索。去年就处理了多起记者敲诈勒索事件：《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涉嫌敲诈被捕。
《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涉嫌敲诈被逮捕。《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被逮捕。《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案。而一些“中字号”的媒体，在各地设立的记者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记者站，而是广告站。我曾经想把一个北京杂志的记者站接下来，被告知首先得交50，000万元管理费，除此以外，每月还得完成十万元的经营任务。而总社却只提供一个工作证，一个破本本就值这么多钱，亏他们能想得出。然而，实际上这还是比较少的呢。那些名头更响的媒体，办记者站更是一笔天文数字。
二是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欺诈事例，在中国媒体也比比皆是。许多报纸为了诱惑客户，片面夸大发行量。有的说，发行十几万份，其实只有一、两万份，我曾亲耳听到，有一个小杂志竟然宣称有50，000份的发行量，其实只有3，000份，弄得我哭笑不得。
三是内部实行血腥管理。中国媒体的劣迹实在有违“阳光产业”的称号。在许多媒体中，没有“三金”，没有“劳动保障”，试用期不发工资，招聘欺诈，不发稿费。媒体的记者待遇之差，拖欠工资也令人吃惊，有一句话：“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拿得比民工还少，听起来比说都好，其实熊不济！”
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严酷的管理之下，使得中国媒体在寻求生存之路上，其心态必然是扭曲变形的，直接表现的就是“臣妾心态”。就象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狗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独立自主的狼，却总是流连在主子的大门口，摇摇尾巴，汪汪的叫上几声，试图唤醒主子的“良心”，回到走狗中一员。虽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威富有加，也是“臣妾心态”之一种。中国媒体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西安号称第一媒体的《华商报》，如果遇到上面的命令便会摇尾乞怜，而且时不时地会刊登这样的新闻：张维庆：要为百姓父老而歌；劳模送劳模拍合影；等等。这种弘扬所谓主旋律的做法，当然不是诚心实意的，而是一种“臣妾心态”──在献媚，在讨好。过去宣传部曾斥责《华商报》格调低，总登一些杀人放火强奸的新闻，因而《华商报》一直不入主流。近年来，《华商报》改变了那种做法，当这种主旋律的东西出来后，其老总曾自豪的说到，谁说我们做不了这些东西，我们照样不是做的很好吗？可是，尽管《华商报》的尾巴摇得“哗哗，哗哗”的，可是仍旧被斥为非主流报纸，排除在党报之外，政府的许多活动一般都不邀请《华商报》参加。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欺软怕硬是一种劣根，这也是“臣妾心态”的一方面。中国媒体也是如此。以《焦点访谈》为例，报道的几乎全是科长、处长一级的，和那些偏远省份的阴暗面，而厅长、市长、省长一级的却鲜有，至于北京市或者周边的阴暗面也几乎没有，这并不是这些不值得报道，或者干净的没有什么可报道的，而是因为害怕或者献媚式的保护而已。这种“臣妾心态”，是一种不表里如一的行为。
作为中国人，对于“臣妾”人们早已不陌生，尤其是近年来皇帝剧满荧屏飞的时候，到处可闻“臣妾，臣妾”怎么怎么的。“臣妾”，是一个自谦的称号，也是骨子里的无奈，是奴性的表露。中国媒体三个黄金时代的风骨历来高标于世，其风范改变了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历史上重重的刻上了一笔。然而，如今媒体的这种“臣妾心态”，却使得中国媒体缺少了这一作用，在畸形中发展着。“臣妾”，“臣妾”，你能指望她坚强的支撑其主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