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一下中国媒体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么几个黄金时代,一个是清末,也就是上世纪之初,那时满清统治腐朽而衰败,社会因弱图变,面临着改朝换代,各种新思潮猛烈冲击着古老的帝国。清末的新闻媒体数量虽然寥寥,但言路相对宽敞,呼吁改良呼吁变革,积极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潮,既有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办的报刊,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主办的报刊,启蒙思潮波及全国,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后,那时虽然国民党审查制度在一些文人眼里近乎“苛责”,“戴着放大镜”,但实际上许多时候鞭长莫及,新闻便空前的发达兴旺起来,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人,如邹韬奋、范长江、季友鸾等,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报刊,而且申请一份报刊也并不象现在这么难,需要出版局给什么刊号,你只要有钱有人,就可以去当局备个案,出报纸了,象鲁迅、陈独秀、林语堂等的报刊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连20来岁的毛泽东在湖南也出了一份《湘江评论》,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想象的。至于内容,也是各种各样,既有鲁迅、陈半农等的针砭时弊,又有林语堂、徐志摩等的风花雪月,反正都有市场,都有读者。作家们的文章也都有发表的机会,绝不会出现现在的“此属于敏感题材”或者“没有弘扬主旋律,不宜发表”的字样,而且稿酬也相当丰厚,一个作家足可以养活一家几口,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不会出现现在那种低廉的稿酬,或者几个月几年不发稿酬的情况,那时的作家们许多是“富人”,只要你能写,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许多“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学爱好者,大都依靠自己的写作生活得很富裕。
另一个黄金时代,应该是那个昙花一现的89年前后,那时虽然报刊仍然掌握在党的手中,但却出现了瞬间的新闻自由,出现了象《世界经济导报》《深圳青年报》这样思想自由的报纸,而一些主流报纸,比如《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思想性文章,猛烈的抨击着当时的意识形态。体制内的松动,是难得的,也是少见的,如果延续下去,中国绝对会出现一个转折。然而好景不长,八九年一场狂风骤雨很快使开放的思想界回归到以往,倒退到一党专制时期,报刊随着社会的庸俗和经济利益化,也变得沉闷僵化腐朽起来。
至于其他时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统治后长达的50多年里,中国的新闻一直在严厉管制中运行着,成为所谓党的喉舌,充当着走狗、鹰犬和工具的角色,在“报格”上等同于奴才。我手头上有一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书,这本书里收录了《人民日报》从建国后的1949年到1980年的所有头版头条,从这些头版头条里,我们可以寻觅出这么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新闻随从于政治的指挥棒而打东打西,它既有建国时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之言,又有“亩产十万斤”,“向一切反对派开火”的昧心之语,还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说之文。报纸实际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是媒体本旨的悲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党报和民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媒体的角色定位从过去的赤裸裸的走狗、鹰犬、工具,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起来。当代的中国媒体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似乎成了人民呼声的载体,成了开创中国新纪元的一个主要力量,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在媒体的这种角色演变过程中,那种阳奉阴违边缘化的媒体“臣妾心态”也日益显露出来。媒体进一步丧失了其独立性,在蛊惑民众过程中,也日益庸俗化、利益化起来。
在古汉语中,“臣妾”是一个合成词,它有多重意指。“臣”,原本是指男性奴隶和男性战俘,到了诗经时代,所谓“普天之下,美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就泛指国君所统御的芸芸众生了。曾几何时,“臣”的本意又成屈服驯服的庶民,越级晋升为“官吏”或“官员”。而妾呢?后代之现代的通行意义,是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男子在大老婆之外的小老婆,原始意义却是指女性奴隶或战俘。
总而言之,男为臣,女为妾,而合二为一即为“臣妾”,乃皇帝与皇权的奴仆,包括皇宫中的皇后、妃嫔,也包括各级官僚以及读书人等。
在现在所拍的一些历史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那怕是尊贵如皇后在面对皇帝时,总是说“臣妾”“臣妾”如何如何的。这里的“臣妾”,既是一种自谦的称呼,也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是指相对于皇帝而言,既有“臣”的含义,又有“妾”的含义,但无论是“臣”,还是“妾”却都没有独立自主的思维,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虽然是双重的身分,却从头至尾乃是一个“臣妾”。“臣妾”,“臣”说明她是属于统治工具中的一员,而“妾”却说明身分的特殊,和皇上有肌肤之亲满足其性欲的。总之,“臣妾”充满了附从和奴颜的气息。
而当代的中国媒体在表面剥离了单纯“臣工”的原有角色后,在新角色定位中仍旧藕断丝连,难以摆脱“臣妾”之色,于是,其“臣妾心态”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鲜明。当代的中国媒体分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也就是那些党报党刊,比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中央电视台》,各地的日报、晚报和电视、电台等,这些报刊吃的是“皇粮”,充当着政府的鹰犬和喉舌,已经属于臣工之范畴;另一种是体制外的,也就是那些都市生活类的报刊,这些报刊在中国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称呼──民营报刊。它们一般由那些赚了钱想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企业家,或者受“媒体是最后一块蛋糕”诱惑的老板投资,自负盈亏,自办发行,其内容相比党报党刊较为活泼有趣,经营方式也市场化,但目前的状况却是绝大多数为生计发愁,难以为继。体制内的报刊,其“臣妾心态”不言自明,他们高喊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走狗,你拿我怎办?所以不说也罢!我们主要说说体制外的那些报刊。按理说它们不应该存有“臣妾心态”,因为它们平常总以中国的正义自居,以关注民生为己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在改变着中国”,但恰恰相反,这只是一种错觉。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在陕西省一家杂志做编辑,这家杂志是由社长兼总编的王先生说了算的。王先生是一个有着民主思想的人,据说在89年时曾声援过学生,因为“转变”得快,才没有被抓进去。他开起会来滔滔不绝,大谈民主自由,在杂志上也经常发一些有关民主自由的文章。可是,一碰到宣传部或者其他什么主管部门,哪怕是一个看大门的打招呼,便紧张地不得了,赶快换了稿子。有一次,我们发了一篇《大气功师骗局》的批评性稿件,没想到这个大气功师是新闻出版局一位官员的关系,这位官员找到杂志社,他立马紧张得大汗淋漓,又是赔礼道歉,又是收回已经发出去的杂志。哪里知道,对方却不依不饶,以侵犯名誉权告到了法院,他赶快写了一份道歉书:气功乃是我国的国粹,我刊在没有调查基础之上,发了有损气功的不实文章,我深感惭愧。内容肉麻至极,让人不忍卒读。可就在这时候,中共对法轮功下了黑手,殃及气功,法院的判决驳回了那个大气功师的起诉。总编得到这个消息后,乐得手舞足蹈。“在中国就是这样,要懂得随机应变啊!”他说到。其实,这哪里是随机应变,而是一种“臣妾心态”,是对权力的天生的奴性,是骨子里的敬畏。
《西安商报》也是一家民营报纸。但总编似乎洗过脑子似的,在看稿时总是战战兢兢,把一些“不良”的字眼删掉。有一次,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流浪儿的稿件,其中有一句话:“这难道仅仅是父母的原因吗?”他立马毙了稿件,理由是文章似有所指:这是政府的原因,再深一步讲,是共产党的原因。这还了得?每次见到了台湾、香港,尤其是台湾的稿件,总要看上半天,哪怕是“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也要改成: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其惊恐之状,其讨好之状,令我们哭笑不得!有一个编辑就说过:“看来我们的杨总,该受到中宣部奖励了!”
权力是爷,自己是孙子,作为孙子,当然就得听爷的。体制内的报刊是党的喉舌,一切以党方党针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党对的,它宣传;党错的,它也宣传。党要做什么就是什么,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这种媒体已经蜕化成权力系统中的一分子,失去了现代传媒的基本定位。它具有的“臣妾”定位,似乎无可厚非。关键是那些体制外的媒体,它们其实并不为党所豢养,却具有“臣妾心态”,变成“在野”的走狗,却令人匪夷所思。
年前萨达姆被判了绞刑。中国媒体不但报了这个消息,还做了许多评论。我看了《新华网》上刘瑞成的一篇评论性文章:怎样看待萨达姆之死?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应该怎么看待萨达姆之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萨达姆不义之行,确实做了不少。在他执政期间,恣意发动战争,侵占别国领土,血腥镇压反对派,可谓罪孽深重,冤魂多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该死。但是,他的死法令人质疑。说到底,萨达姆是死于美国政府之手。是美国绕开联合国,象萨达姆一样,发动不义战争,占领了伊拉克,捉住了萨达姆。
但这种手段不算是明智之举,这叫做‘以恶治恶’。退一步说,就是萨达姆罪大恶极,该杀该刮,也应该由伊拉克人民来处置,而不是由美国来处置。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看看,本来说的是萨达姆该死的主题,可是突然转向了“人民”,这是典型的当局腔调!人民算什么?大家知道,在萨达姆当政期间,选举率还是100%呢。如果让这样的人民来决定萨达姆之死,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显然,刘瑞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为了讨好当局,符合所谓的主流观点,而特意献媚的。他完全可以不说,也没有必要这么说,可是,他偏偏生拉硬扯把这种观点硬套上,这种观点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吧。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讨好,如同“臣妾”一样,只是想献媚皇上,却不见得能获得皇上的青睐,赏她一宿的。
中国的当代媒体就是这样的,那些民营报纸其实没有必要为党摇旗呐喊,也没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和体制内报纸的待遇不同:一个是亲生儿子,一个是后娘养的,虽然都叫爸爸,但待遇并不一样。党报由国家拨款,发行时还要定量,而其他报刊国家不拨一分钱,自谋生路自办发行,自筹资金。然而,它们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摇着尾巴,幻想着分得一点剩饭。或者,什么都不图,只是出于本能的心态。就象那些“臣妾”一样,见到皇帝自然就腰弯,当然就献媚起来了。
当然,中国当代媒体走的并不是一条自由的发展道路,而是一条畸形的道路。它虽然名义上放任自由,但其实仍旧象风筝一样牢牢牵在党的手里。这些媒体所放开的只是党不再给它食粮了,让它自己找食吃而已。于是民营报纸要生存,却又得不到国家的财政拨款,只有扩大影响,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之一途,因此,民营报纸的发行量决定着报纸的影响力和生存,而发行量却是由报纸的可读性来决定的,如果这些报纸仍旧象党报一样没有可读性,那当然就没有了发行量,也就难以为继。于是,这些年来,在有限的“新闻自由”下,一些报刊悄悄地撕开了中共新闻管制铁幕,比如《南方周末》,比如《南方都市报》,比如《周末》,比如《新闻调查》,比如《焦点访谈》等等,但这些报纸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在媚俗中行进,它并不是为反映民间疾苦,追求自由、民主精神而设的,许多时候是哗众取宠,新奇古怪。在杀害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新闻之间,选择的是后者;在强奸妇女和轮奸妇女,选择的还是后者;在轮奸妇女和轮奸幼女之间,后者还是选择的目标。越新奇,越古怪,越骇人听闻,便越成为这些媒体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仍旧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以宣传所谓的党的政策为主,象中央大员、省长、市长等官员的新闻肯定是它的头版头条。
政治的高压,体制改革后造成的畸形状况,使得民营报纸生存十分艰难。就象风筝一样,永远是飞不高的,而且是会跌落的。民营报纸就象断了奶的孩子,不但不给你奶,还不准你哭。西安有十来家报纸,称得上民营报纸的有几家,其中《华商报》是老大,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号称40多万份,据说广告年产值达到几个亿。因为没有皇粮,《华商报》这些年来非常努力,在新闻采写上平民化,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残酷的资本家化,其员工在剥削之下,累得象一头头牛,虽然工资比较高些,但却没有任何保障,曾经有一个娱乐名编辑,因为用了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宋祖英向央视叫板。在中国谁有这么大的胆魄,当然还是第一、二奶了。结果宋祖英的代言人飞到了西安,直接找到省委宣传部,定性为“失实报道”,又是赔情道歉,又是赔偿各种费用,据说前后花了20多万呢。这个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也被报社开除了。他原来住在报社公寓里,当天就被赶了出来。
而其他的还不如《华商报》呢。据了解,这些年来,西安的民营报纸基本上投资都归于失败。《西安商报》,前后找了四个投资商,第一个投了20多万,还不到三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第二个只是一个月,也不了了之,最后一个,投了100万,就赔了,员工们半年领不到工资。《陕西美报》是进来一个投资商,死一个,先后花了数百万,员工工资多次发不出来,报纸苟延残喘。《三秦都市报》,如今已经亏了数千万,《百姓生活报》,赔了数千万后,卖起了刊号……
有人评价说,如今是媒体的滑铁卢,进一个死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在中国,任何媒体都是国有的,人们投资只能获得经营权,而没有采编权,也就是说,一个投资商投了钱,却没有没有主权,报纸不是自己的,这又怎么能够调动投资商的积极性呢!在所有权和主权分离的违背常理的情况下,你又怎么指望他能盈利呢?何况在中国,报刊赖以生存的基本──新闻,又不掌握在办报人自己手里,而是决定在党的手里。而读者才不管你党不党的,你没有可读性,我当然就不订阅了,这又怎么能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呢。
显然,当报刊正当的发展渠道被堵得死死的以后,中国媒体只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来敛财。一是把记者,变成了土匪强盗。有一句话叫做“防火,防盗,防记者”,在中国,除了第一股恶势力──黑社会,第二股恶势力──政府官员外,新闻记者也被称为第三股恶势力。许多报纸实行绩效考核,零工资考核,记者的收入全靠提成。记者们就四处外出,到处敲诈勒索。去年就处理了多起记者敲诈勒索事件:《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涉嫌敲诈被捕。
《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涉嫌敲诈被逮捕。《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被逮捕。《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案。而一些“中字号”的媒体,在各地设立的记者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记者站,而是广告站。我曾经想把一个北京杂志的记者站接下来,被告知首先得交50,000万元管理费,除此以外,每月还得完成十万元的经营任务。而总社却只提供一个工作证,一个破本本就值这么多钱,亏他们能想得出。然而,实际上这还是比较少的呢。那些名头更响的媒体,办记者站更是一笔天文数字。
二是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欺诈事例,在中国媒体也比比皆是。许多报纸为了诱惑客户,片面夸大发行量。有的说,发行十几万份,其实只有一、两万份,我曾亲耳听到,有一个小杂志竟然宣称有50,000份的发行量,其实只有3,000份,弄得我哭笑不得。
三是内部实行血腥管理。中国媒体的劣迹实在有违“阳光产业”的称号。在许多媒体中,没有“三金”,没有“劳动保障”,试用期不发工资,招聘欺诈,不发稿费。媒体的记者待遇之差,拖欠工资也令人吃惊,有一句话:“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拿得比民工还少,听起来比说都好,其实熊不济!”
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严酷的管理之下,使得中国媒体在寻求生存之路上,其心态必然是扭曲变形的,直接表现的就是“臣妾心态”。就象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狗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独立自主的狼,却总是流连在主子的大门口,摇摇尾巴,汪汪的叫上几声,试图唤醒主子的“良心”,回到走狗中一员。虽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威富有加,也是“臣妾心态”之一种。中国媒体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西安号称第一媒体的《华商报》,如果遇到上面的命令便会摇尾乞怜,而且时不时地会刊登这样的新闻:张维庆:要为百姓父老而歌;劳模送劳模拍合影;等等。这种弘扬所谓主旋律的做法,当然不是诚心实意的,而是一种“臣妾心态”──在献媚,在讨好。过去宣传部曾斥责《华商报》格调低,总登一些杀人放火强奸的新闻,因而《华商报》一直不入主流。近年来,《华商报》改变了那种做法,当这种主旋律的东西出来后,其老总曾自豪的说到,谁说我们做不了这些东西,我们照样不是做的很好吗?可是,尽管《华商报》的尾巴摇得“哗哗,哗哗”的,可是仍旧被斥为非主流报纸,排除在党报之外,政府的许多活动一般都不邀请《华商报》参加。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欺软怕硬是一种劣根,这也是“臣妾心态”的一方面。中国媒体也是如此。以《焦点访谈》为例,报道的几乎全是科长、处长一级的,和那些偏远省份的阴暗面,而厅长、市长、省长一级的却鲜有,至于北京市或者周边的阴暗面也几乎没有,这并不是这些不值得报道,或者干净的没有什么可报道的,而是因为害怕或者献媚式的保护而已。这种“臣妾心态”,是一种不表里如一的行为。
作为中国人,对于“臣妾”人们早已不陌生,尤其是近年来皇帝剧满荧屏飞的时候,到处可闻“臣妾,臣妾”怎么怎么的。“臣妾”,是一个自谦的称号,也是骨子里的无奈,是奴性的表露。中国媒体三个黄金时代的风骨历来高标于世,其风范改变了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历史上重重的刻上了一笔。然而,如今媒体的这种“臣妾心态”,却使得中国媒体缺少了这一作用,在畸形中发展着。“臣妾”,“臣妾”,你能指望她坚强的支撑其主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