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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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是谁？一般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他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人”——不是说他的成就造诣执中国文学之牛耳，而是说他一度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最高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但没当几年，1989年“六四”后他黯然下台，宣告了政治命运的终结。
这是唐达成生命中最后一次大起大落，却不是第一次忽跃忽跌。陈为人所着《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近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敍述这位文学评论家如何以自己的泪与汗，写下生命中一场又一场悲喜剧，以及文坛半个世纪风雨交加的篇章。
唐达成（1928─1999），早年笔名叫“唐挚”，以文学批评起家，崭露出色才华，特别是1957年发表《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更被认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振聋发聩之论”。当时有人对他说：“你哪里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为时不久，他就因“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成为“文化异端”分子，划为右派。锋芒毕露的文学评论家“唐挚”由此开始了向忍辱负重的文坛官僚唐达成的转变。
“文革”后为文艺正名，唐达成在文坛仕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受命批判作家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该片中藉人物之口说：“祖国啊，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这个提问被视为直接挑战党的权威，兹事体大，当时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全部出动，深入批判《苦恋》。写作这篇批判文章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二唐”唐达成与唐因的头上。在八易其稿的艰难历程后，《批〈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刊载於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唐达成在文坛中的份量得到了飞跃性提升。1984年底，在高张“创作自由”旗帜并招惹左派人士口诛笔伐的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由於宗派势力和政治势力的角力与妥协，唐达成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文坛党的最高领导人。
文坛内很快就有了“一仆三主”之说，即唐达成不过是周旋於张光年、贺敬之、王蒙“三主”之间的“仆人”而已。唐达成“骑虎难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於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强颜欢笑，身心交瘁”，最后的岁月充满“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邵燕祥评语）。在严峻的“六四”前，他终於毅然给自己盖棺论定。中国文坛各路人马在评价唐达成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唐达成就个人品质而言，臻於完善。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曾是唐达成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劳动时结识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唐达成的忘年交，历任太原《工人文艺》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发表过中长短篇小说多篇。身为唐达成的挚友，作者不仅有着丰富的个人回忆，而且研读了唐达成生前的工作笔记、发言稿、调查报告、检查、思想汇报、档案、未发表的文稿、和他人的书信往来约600万字。此外，作者亲自访问有关人员70馀人，获得近200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掌握大量史料，作者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终於完成这部50馀万字的传记。
50年代末，唐达成被打成右派后被发配柏各庄农场，和妻子马中行分离7年。马中行利用假期去探亲。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并没有打算写一本为传主歌功颂德的书。他认为，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就事件而言，唐达成经历过1957年“反右”，1962年大连会议，以及改革开放后“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举世瞩目的1989年六四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不一而足。
就人物而言，由於唐达成所处位置，与文学史上每一阶段的风云人物都是零距离接触。他与周扬、丁玲；与张光年、贺敬之；与王蒙、马烽、玛拉沁夫、梁晓声等等一长串当代中国文坛的精英，形成错综迷离的人际交往，构成了当年风云起伏的文坛现状。同时，由於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间政治与文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结缘，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场上的沉浮，又成为唐达成命运跌宕的大背景。
唐达成生命活动的舞台，已超越了文坛狭义框架；唐达成的个人传记，展现的是中国文坛上个世纪后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不仅如此，该书更将笔触深入到一个被左右、又不甘被左右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的内心深处。从唐挚到唐达成，展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裂变的惨烈。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说：“我是受着两种痛苦的煎熬”。作为唐挚，他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作为唐达成，他又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的才华和思想被扼杀，被深藏，他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的整体无奈。
然而，唐达成在一生中，无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无论是作为评论家，还是作为文坛官僚，他都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底线，在关键时刻拿出了勇气。身为正部级中国作协负责人，唐达成在“六四”期间以作协党组和书记处名义三次签发严正声明，呼吁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如他自己所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人们的激情热情被无情地消耗了，浪费了。只以为厌倦了，麻木了，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谁曾想，一息尚存，心脏只要还在搏动，血总还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