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1928─1999），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一生多次大起大落，早年笔名“唐挚”，从事文学批评，崭露才华，因与周扬“商榷”，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牵连被划为右派清出文坛。“文革”后唐达成复出，受命批判作家白桦电影剧本《苦恋》，在文坛仕途上飞跃性提升，被选为中国文坛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在1989年代表作协三次签发严正声明，呼吁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下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陈为人所著《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近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敍述他如何以自己的血、泪与汗，写下生命中一场场悲喜剧，以及文坛半个世纪的风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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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陈为人
引子 唐挚、唐达成，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
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原知死后万事空。人去如灯灭，化作一掬黄土，化为一缕清烟。然而，人固有一死，人死去真就死去了吗？人毕竟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很难“死而无憾”，却往往“死不暝目”。“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人总会孜孜以求亦斤斤计较於那个最后的“盖棺论定”。
对死亡的凝视，其实是热爱生命的一种表现。
老诗人臧克家五十年代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有的人活著，他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然而他仍然活著。”长生与不朽，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话题。长生，是对肉体的追求；不朽，则是对精神的企望。
唐达成走了，他的生命意义给我们留下些什麽思索？
唐达成走后，张光年有这样的话：“那样好的人，得了那麽恶的病，文友们谈起达成，不由得感叹痛惜，真想同声一哭。”张光年所说的文友们，是一长串中国文坛的精英：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我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他们发出声声叹息：唉，达成真是一个好人，实在是走得太匆忙了。要不然……，要不然怎麽样？如张光年所言：“你的聪明才智向著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发挥开来。你心灵深处的珠光宝气向著各个方面放射出去。……”无须赘言，不言而喻，给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另一方面，我听到贺敬之如是言：“总的应该说，唐达成是一个好人。我对唐达成的印象，这个同志是个有才能的人。人品方面，他还是基本老实的。因为文艺界里有些人花样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很诚实的。我印象当中，他是比较诚实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很好共事的一位同志。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但是我很遗憾，后来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同我的关系也就有很大的变化。唉，人都不在了，还说那些干什麽。总之，唐达成应该说是个好人。”类似的口气也表现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口中，这也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们在我的采访中，用各自不同的语言特色，表达了几乎类似的感叹：应该说唐达成是个好人，只可惜……又是欲言又止，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
1978年，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被打成“右派”期间，与《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在太原。陈为人，1950年生於上海，毕业於山西大学中文系。干过铸工、木工等。1989年调山西省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秘书长。近年写有长篇小说《赌博》，中篇小说《审判现实》等。
唐达成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文章标题，比比皆是。
我已无法让周扬、丁玲开口。我也无法让夏衍、陈荒煤、康濯、姚雪垠、鲍昌、唐因等开口了。尽管他们生前以不同的视角，抱不同的观点，处不同的位置，对唐达成有过种种见仁见智的评价。但那毕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唐达成处於同一矛盾漩涡中，难免受利害权衡的局限，受近距离视角展不开的遮掩，所以难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当超脱尘世，盖棺论定之时，我想，恐怕也会众口一词，承认唐达成是“大好人”，“好人一个”。
终其一生，最后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口皆碑，赢得“好人一个”的评价也确属不易。唐达成曾说过，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三个字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说明做人不易。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难怪著名评论家刘锡诚颇为感慨地下了一句断语：“唐达成终其一生能得到‘好人一个’这麽四个字，死而无憾，死可以暝目了。”刘锡诚口说此言，自有他的无穷感慨。他在访谈中对我说：《文艺报》的某某领导，死后连个座谈会也开不起来；文坛某某名作家，有人走出他的灵堂竟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面子”了。
唐达成和张光年等人在一起。摄於80年代后期。右二为唐达成。当年很“左”的张光年，曾亲自将手下的唐达成打成右派。到了新时期，他又成了提拔唐达成的“恩相”。
“好人一个”，在如今人们惊呼世风日下，好人难寻的现实中，大概也可以说是最？实，然而又是最高度的评价了吧？
然而，每当我听到对唐达成“好人一个”的评价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我总是从中品出另一种滋味。我不由得常常会想，唐达成如若另界有知，他会高兴这一评价吗？
我把此念头刚向唐达成遗孀马中行吐露，马中行刚才还倦怠的眼睛顿时变为圆睁。那是一种敏感的触动，那是一种猛然的警觉。她以对唐达成最权威的了解说：“大好人？我不怀疑绝大多数说此话人的善意。唐达成是好人，但是不是‘赖好人’。”
中国话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发於此，而意归於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真够人琢磨一阵子的了。抑扬褒贬尽在难言之中不言之中。
马中行沉吟了很久一阵，她缓缓吐出这麽一句话：“唐达成说，他是湖南人。”
风华正茂的《文艺报》青年才俊唐达成和妻子马中行。摄於1950年代。唐达成发表《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於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一鸣惊人。
湖南人？！从满含辣味的话语中，我品出了个中含义。
每当唐达成对那些“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的和事佬，对那些“兔子兜圈，看风使舵”的老好人，声色俱厉地发表一番鄙薄蔑视之言时，往往又会在末尾加一句感慨：“唉，说人容易做人难，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他常常会脱口而出：“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而我们现实中，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多了一些智叟、舜尧，而少了一些血性男儿。”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在如盘如铁的文坛上，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能始终保持峥峥硬骨，保持锋利的棱角，确属不易。”但他又说：“鲁迅如果晚死几十年，又作何说？有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能倒是一件幸事。”
李子云称得上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评论家。她敢於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1979年，就提出“为文艺正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何等的锋芒！何等的理论勇气！当我向她提到唐达成时，她颇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唐达成，我只知道唐挚。
此话听来未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谁不知道唐达成就是唐挚，唐挚是唐达成初涉文坛时用的笔名。
当年，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l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於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其咄咄逼人的锋芒，一鸣惊人。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采访邵燕祥时合影。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采访他时说：
“我敬佩唐达成的勇气。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唐达成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与当时胡风对党的批评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用条条框框，庸俗社会学来指导创作。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因为周扬在当时文艺界那是有‘文化沙皇’之称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头。周扬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同乡，周扬是很钦佩毛泽东的，钦佩到迷信的程度。他的整个做派，作报告的语气呀，手势呀，在文艺界，就是政治界，都把周扬看作是文艺界的总管。就是鲁迅说的‘奴隶总管’。向这样一个人物叫板，你说没有勇气能行？”
李辉在对唐达成的访谈中，有这麽一段话：
李辉：“那时，他（周扬）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历史上最重要的。”
唐达成：“地动山摇。是领袖人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过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文革开始时，我听说五十年代关於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观点。有人就对我说：你哪里在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据说是文代会前，周扬去毛主席那＿？J报，谈到文艺界的动态，说正在讨论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主席就说，可以忽略非本质的东西嘛，写英雄人物干吗非要写这些非本质的东西呢？”
当年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对唐达成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
唐挚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身后又是一座“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圣坛。唐挚却像堂吉诃德一般，挺著投枪冲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