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在中国说了20多年，一次次的期盼，一次次的失望。说什么国情有差别，什么时机不成熟；不外表达一个意思：老子就是不改，看你奈我如何？对于拖延甚至反对政治改革的陈词滥调，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痛加驳斥，并明确指出，政改的时机岂知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屈指一算，先生所言，已近八年；先生作古也是四年有余，我们既听不到政改的楼梯响，更看不到政改的人下来。可叹！
不过，最近有媒体报导说，政改岂止是楼梯响、人下来的问题；悄悄的政制改革早在进行中，尔等耳背眼花，听不到、看不见就是。如若不信，且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上发表的文章：“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决心和改革路径的文章，虽然没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却亮出了中共对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细细想来，汪先生的说法也不是没有依据。讲和谐社会，讲以人为本，多少也是进步，至少面目是和蔼的；总比讲残酷斗争，讲你死我活的狰狞嘴脸好看了许多。但要说这就是一场悄悄进行、不亮旗帜的政治改革，那倒未必；至少他亮出的那张“底牌”大煞风景，使人疑窦顿生。
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世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之一，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在《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上发表的一封谴责性公开信中写道：“共产主义发明的唯一一剂药——中央集权、不受社会调控、国家拥有国民财富、一党统治——比它打算治疗的疾病更糟糕。” 而我们不断期盼的政治改革，就是针对这剂糟糕的药——中央集权、不受社会调控、国家拥有国民财富、一党统治的变革。而汪先生给出的这张“底牌”，却把一党专制——这个政治改革的最紧要之处，说成了政治改革的最动不得的地方。如此看来，与其说是政治改革，不如说是隔靴搔痒。改与不改，益处何在？就如有人长了杨梅大疮，既不雅观，也无脸面，要想拯救自己，情理之中。于是信誓旦旦：不讳疾忌医，不怕苦怕痛；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精神，直奔医院、忙找大夫。可到了真要治疗的时候，他却偏要捂住羞处，伸出手说这个伤口来张创可贴，指着脸说这颗青春痘抹点皮炎灵。而那个急需治疗的病灶呢？却说那是他的命根子，万万动不得也！明明这病就在你的命根子上，你却偏要在命根子之外治疗，不说是愚蠢，至少也是荒唐！这位病人的病痛不言而喻，这样政治改革的结果可想而知。既然汪先生把政改的“底牌”亮了出来，你高谈的那个政治改革，不过儿戏而已！按兵不动也罢，悄悄地进行又如何？都是可有可无之事。不过，我倒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汪先生，以你的“底牌”而论，就是用创可贴覆盖城镇乡村，用皮炎灵抹遍大江南北，你那命根子上的病依然故我。这治与不治，改与不改，不过是找话说、逗你玩儿罢了。
对于这张“底牌”我们并不意外，宏观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早在90年代就告诉我们说：“现存制度的统治者们，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多么左倾和多么倾向革命，在社会问题上他们都是保守的。既然制度选择了他们来统治，那就一定是“右”的制度。在现存制度没有受到内、外威胁的情况下，所有的变化都会降低他们在将来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因为统治者明白他们之所以在位，是因为当今的规则，他们本能地反对变化——如果规则不同了，就会有不同的人来统治。这一原则在原共产主义世界最能得到生动的体现。他们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领导人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也会变成他们社会中最保守的分子。如同人体内逐步形成抵御疾病的抗体一样，社会制度也会成为反对变革的抗体。”好一个反对变革的抗体，对他们，我们至今还抱着政治改革的期望！
正是因为我们经常忘记他们是现存制度的统治者，总幻想着在他们那儿听到政治改革的福音。其实，一旦我们理解他们已经成为反对政治改革的抗体，对他们讲的政治改革的种种故事，我们都将它看作一场闹剧、一场儿戏。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