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美关系将进入中共在大陆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比前几代领导人更“亲美”，而是因为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下的中国政体已经演变到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可能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美国对中国安全的保障可能大于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换句话说，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比几强争霸的地缘政治冲突环境更符合中国利益。
研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制订，可以从外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着手，也可以从内部政治和经济结构着手。前者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对外部变化的应急或常规反应，后者研究的是这个国家结构性的内在需要的变化所引起的外交政策调整或变革。显然，后者更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本文采取是后一种研究方法，而且主要研究中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二，第四代与中国政体演变的四个阶段
要判断中共第四代将奉行何种对美国的政策，首先考察一下他们正在表演的政治舞台的结构是有益的。
从1949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开始，到2002年11月第四代领导人接班，中共政治体制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现在正处在第4个阶段的开端。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权独裁政体。说它是全权政体，因为它符合汉娜？阿伦特（H. Arendt）等人关于全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国家无处不在，深入社会一切方面，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全权主义政体不仅试图控制所有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而且试图控制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抹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区别。”①说它是独裁政体，是因为一切国家和社会权力不仅控制在一个政党手里，而且全党的权力都集中在党的一个最高领袖即毛泽东手里。
第二个时代是邓小平时代转型中的全权寡头政体。这里所指的“寡头政体”，在统治者数量问题上符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所给出的定义：“寡头政体指的是门第显贵而又占少数的富人执掌着政权”②；也接近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对寡头政体的描述，在他看来，组织中的领袖篡权，使民主体制变成寡头统治，“因寡头群体中的某一个人获得了最高权力而进一步转化为专制独裁（dictatorship）”③。可见，寡头统治指的是最高统治者人数大于一而小于被统治者数量的一种统治体制。在我的定义里，当中共的最高权力被一个人独掌时，是独裁政体；当少数几个领袖人物分享最高权力时，则变成寡头体制。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最高领导权不仅被一线领导人与二线领导人分享，而且分别被一、二线领导班子成员分享。一线领导人在中共13大前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乔石、胡启立、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中共13大之后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人；二线领导主要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邓颖超等。中共13大前，邓小平本人除了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外，在经济决策方面陈云拥有第一发言权，在意识形态方面，胡乔木和邓力群则是权威。
同时，邓小平时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毛泽东创立的全权体制开始向威权体制转型，国家权力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以及部分个人日常生活领域。
第三个阶段是江泽民时代的威权独裁阶段。我这里的“威权”，显然指的是政权的性质和管理结构，而不是个人统治方式。经过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中国基本上成了林兹（Juan J. Linz）所定义的“威权政体”俱乐部的一员。在林兹看来，威权政体指的是一种既非民主，又非全权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有三个特点：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④。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基本符合这些特征。另一方面，一半感谢马克思（他召走了几乎全部中共元老，使得中共的最高名义权威和实际权威不再在元老派和当权派之间分配），一半得益于江本人及其智囊集中权力的能力，江泽民建立起了中共执政以来第二个独裁政权。可以说，江泽民个人集权的程度甚至超过毛泽东，他集党权（党的总书记）、政权（国家主席）、军权（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经济决策权（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权（中共中央外交领导小组组长）和处理台湾问题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一身。
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分散，最高权力向个人进一步集中，是江泽民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四个阶段是后江泽民时代的威权寡头阶段。中共最高领导权又在新元老（退下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之间分享，江泽民执掌军权，江泽民推荐的中央新常委也在各个方面分享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力。
本小节的结论是，迄今为止，中共经历了三次换代性的权力交替，每次权力交替，都导致中国极权统治的一次衰变，后继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分权。在江泽民时代，虽然独裁统治短暂复辟，但国家却进一步去全权化，国家从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退出。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全权政体的衰变过程，也正是中国向美国靠近的过程。
三，政体演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弱国无外交，全权独裁政体也没有外交，有的只是制造敌国和虚幻的外部威胁，为了取消国内自由；或者寻找一个临时的盟国，用来对付真正的强大敌国，为了保障自己统治的安全。
毛泽东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友，只有与它“分享”共同敌人的暂时“同伙”。当毛认为对中国制度安全威胁最大的敌人是在中国国境边进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国时，他的“盟友”是苏联；当他看到苏联对中国有扩张意图时，他开始缓和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作出要与美国结盟的姿态，以此来制衡苏联。显然，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毛泽东政体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和被动性。敌人的敌人未必是可靠的盟友，这可以从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上得到证实：当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同时成为美国和伊拉克最大的敌人时，美国和伊拉克度过一个短暂的“蜜月”，但如今，萨达姆政权正与美国军队在巴格达决战。
虽然不能说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是天生的盟友，但两个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在两个极端上的对立国家，象毛泽东的中国和前尼克松的美国那样，则可能是天生的敌人。或者说，一个国家极权与独裁的程度越高，成为美国的敌人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除非有一个更大的敌人暂时缓和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不是冲突的解决，只是冲突的延缓。
中美之间后来之所以没有发生今天发生在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向威权政体转变，同时，独裁统治也被寡头统治所取代。这个时候的中国对西方阵营的需要，大于对东方阵营的需要；对美国的需要大于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需要，因为它在改革它的经济体制，推动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经验，需要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与人才。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1979年，邓小平指挥的对越南的战争，是给苏联的一个警告，但却是伸向美国的一枝橄榄。从1978年1月至1979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10次在中国接见来访的美国政治家、商界领袖或媒体专家，向美国传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并且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而在此期间，邓小平没有接见过一个来自苏联的客人，更不用说访问苏联⑤。直到1985年10月，邓小平谈到中苏关系时，还为改善两国关系设置三个障碍：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⑥。
对邓小平重美轻苏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与当时中国的寡头政体有关。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权主要在主张改革的邓小平集团与保守的陈云集团之间分配，如果说邓小平心中的理想经济模式是美国的市场经济，陈云心中的理想经济模式则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苏关系冷淡，使保守派得不到有效的国际支持，决策权自然向改革派倾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力推行改革政策时，邓小平才表现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这时，中国国内改革已经见了成效，苏联的政策取向也不大可能给中共党内保守派提供支持。
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使中美两国关系严重触礁。那块礁石迟早总会出现：一个民主大国和一个开始松动的极权大国的相互接近总会遇到某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便是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与信仰。虽然中国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内政，但这个“内政”与美国对人权的信仰相冲突，对中国的制裁不可避免。邓小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希望美国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同年11月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则强调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⑦
但是，天安门事件和美国制裁并非中美两国关系的真正危机，更大的危机爆发点是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不能仅仅局限于从是否误炸的角度来解释这次事件。这次事件不仅与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国内的政体变化有关。中共15大（1997年）之后，一方面，中国的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江泽民政权的基础得到巩固，其个人集权在名义上达到了中共历史上的最高度。这给江泽民一个幻觉，他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领袖，这是个人权力欲向外膨胀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感觉到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面临崩溃，在某些智囊眼里，民族主义似乎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借科索沃战争之机，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挑战，似乎既能显示一个大国领袖的“英雄本色”，又能鼓动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全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威权国家，与美国对抗，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既不符合已经资本家化的高级干部子女的利益，也不符合新生中产阶级的利益，反美情绪在这些人里找不到市场，而这些人，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力量。某些大学生上午去美国大使馆游行，下午去排队报考托福，便是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这表明，与美国的冲突政策难以持续。
中共第四代继承了江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但没有继承他的个人集权。这对于希望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首先，中国社会进一步去全权化，并且正在迈上从威权政体向自由政体过渡的道路，意识形态，不论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都不再能成为统治合法性来源，从中共16大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来看，官方已经认识到，目前其合法性的最大来源是经济增长。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和地区，这就对于说，良好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其次，中国最高决策权再一次在若干中共领袖之间进行不规则分配，这会导致又一轮权力竞赛。在经济增长成为整个政权合法性的同时，进一步改革以争取民心，便成为某个政治派别巩固并扩大自己权力的政治策略。邓小平通过改革确立的无上权威将激励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效法他。只要这种改革深入到政治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价值上将进一步认同。中国内部改革的程度与中美关系的增进幅度成正比，这几乎成了一个相关性动态模式。
第三，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中的关键人物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都是邓小平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其中胡和温，更是前总书记胡耀邦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同时也得到了邓小平的精心呵护。说他们将继承邓小平、胡耀邦时代与美国友好的政策，也许不完全是猜测。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感迫使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把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送到美国深造、就业或者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一条隐性脐带。
总之，中国社会进一步自由化将减少中美之间的价值分歧，对经济增长的更深依赖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需求，高层分权增进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机会，这些都是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下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我的结论是：随着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美关系将进入中共在大陆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
四，两个不确定因素
但是以上的结构性分析未能指明的是，何种与中国方面无关而又难以预测的因素有可能打断中美关系的正常进程。
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中国的统一，涉及中国任何统治者的合法性，当局一旦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会被冠上所有中国政府都力图逃避的名称：“卖国政府”；第二个问题直接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本届政府的核心合法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中国第四代统治造成损害，从而有可能诱发中美之间的冲突。
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鸽派思想看来在大陆当局中占了上风。这一派虽然拒绝作出放弃对台湾进行军事占领的承诺，但用经济手段促成台湾对大陆依赖，代替用武装手段威逼台湾屈服的政策趋向十分明显。只要美国不有意识地将台湾作为一枚制约中国的战略棋子来使用，不把它作为拉拢日本制衡中国的“礼物”来使用，而是乐观台湾与大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相互融合，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隐患可以被消除。
更困难的问题是对中国的遏制问题。中国国家身份的暧昧助长了美国某些战略思想家对中国的担心。在《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中国的独特文明表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当代守护者美国来说，是一个异己分子，这个判断隐含着一个结论：中美之间如果要避免冲突，中国就要象日本那样改造自己的文明。对于《中国大战略》的两个作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来说，如果中国稳步地变成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合作意向的大国，否则，中国则会成为一个“骄横的”的国家，不能排除它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⑧。而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看来，大国政治就是自身权力最大化，不论中国是否民主化，只要中国强大起来，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从亨廷顿和斯温、特利斯的理论里可以引申出对中国的有条件遏制政策，从米尔斯海默的著作中只能推论出对中国的无条件遏制战略。本文不是评论这些理论和战略思想的适当场合，我只想强调一点，这些作者可能忽略了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和平主义传统，倒是《世界文明史》的两个美国作者注意到了这一传统。他们在讨论中国文明长期存在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和平主义思想不仅渗透在哲学著作里，甚至体现在中国文字中。在中文里，“武（weapon）”这个字由两个字所构成，一个是“戈（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另一个是“止”。这就是说，在中国造字者看来，武器或武装力量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它可以被用来废除它自身，或者说，武器是被用来消除武器的一种东西。
如果上述引文可信，那么表明，如果说中国文明确实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这不同或许在于，中国文明更少扩张性，也更少可能象斯温与特利斯担心的那样，在中国现行的深思熟虑（calculative）战略之后，会奉行骄横的强权战略。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看起来对自己的臣民比对其他国家更加骄横。因此，只要中国在往自由主义的方向演变，只要美国决策者愿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明，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就是不必要的，在中美之间形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可以被预期的。
注释：①se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com/65/to/totalita.html②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政治学》，1290b，第20行，《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③[德]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44页。
④Juan J.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4.⑤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53页—140.⑥同上，第339页。
⑦同上，第440—442页。
⑧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中国大战略》（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北京，第190—191页。
⑨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世界文明史》第一卷（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Vol1 W. W. Norton＆Company INC. New York 1974），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