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政治对文艺而言，并不是你想不想捆绑。你文艺倒是想筑起一座独立的城堡，可政治强大的辐射性，强行把它的光线投照进来了。”他还说唐因有个绝妙的比喻：“政治和文艺，就像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捆绑夫妻。在现行婚姻制度下，哪有那麽容易说离异就离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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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在谈到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他强调了“气候”和“土壤”。
邓小平在说到那一场风暴时，也用过这麽一句话：“那是由於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形成。”他避讳了用“土壤”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敏感词。而毛泽东有这个气魄。他毕生都在致力於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而邓小平只能“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当然，也许是时代不同了。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把斯大林之后的时代认为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虽然制度仍依惯性在运转，但“青山毕竟遮不住，一江春水向东流。”勃列日涅夫难以成为斯大林。这大概是又一个“气候”“土壤”之说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使唐达成断翅铩羽、折戟沉沙的是怎样一个“气候”，怎样一个“土壤”。
朱正在其《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
赫鲁晓夫闹风潮，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著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於苏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於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层人士说了一遍：
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随后不久，1957年初，周恩来在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陆定一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在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的讲话中，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精神。
唐达成作为还在预备期的新党员，尽管平时一向不太注重政治，但这次也极认真地在他那本满是文学名词的笔记本上，开始出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一类的政治名词。开始考虑“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
唐达成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政治对文艺而言，并不是你想不想捆绑。你文艺倒是想筑起一座独立的城堡，可政治强大的辐射性，强行把它的光线投照进来了。”他还说唐因有个绝妙的比喻：“政治和文艺，就像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捆绑夫妻。在现行婚姻制度下，哪有那麽容易说离异就离异的？”
再让我们看看国际政治背景下的苏联文艺动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人，苏联社会出现了“解冻”（以爱伦堡的同名小说为标志）的政治思潮和文学思潮。文艺界开始抛弃长期以来忽视艺术特徵的教条主义统治理论。1954年12月，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西蒙诺夫的报告，修改了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保留了前一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删去了最后一句“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议继续批判了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强调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高度评价了一贯勇敢地干预生活，提出问题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同时否定了要求文学创造“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的主张。“写真实”成为当时苏联文学的一个主要创作口号。
1955年，苏联《共产党人》发表《关於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批驳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关於“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后半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典型观的最权威的思想武器。恢复了“真实地”这个关键的修饰语。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及时介绍到了中国，上述专论也在《文艺报》上译载。
唐达成说：“我们这一代人，受西方文学影响不大。虽然也读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读过歌德、雨果、大小仲马、德莱赛、海明威，但毕竟社会、风俗、人物都相去甚远，颇有隔靴搔痒之感。而苏俄文学对我们则影响极大。相近的国情，相似的社会制度，读起来颇容易产生共鸣。那时候有一句极流行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用於社会实践，苏联今天的做法，给了我们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