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常见的是杂文选，时评选却还少见。与此前南方都市报编选的《热言时代》相比，何雪峰编选的这本《热言中国》把视野由广州拓及全国，由报纸拓集网络，因而更具代表性也更具可读性，非常值得披阅和收藏。
据说这是一个热言时代。热从何来？一曰评论板块遍地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不分内地沿海，报不论机关都市，全国评论一片热；二曰公民写作热情高，文不拘长短，人不论文理，几十上百号时评家活跃在田间地头、机关厂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稿多投，一投再投，唯命中率是求，至于投稿规则就让它见鬼去也；三曰网络言论势头猛，凡有可议之事，但见砖头横飞，口水猛吹，以至于一些自为理性优雅的时评家惊呼“多数暴政”、“网络暴民”，非重揭启蒙大旗不足以言治。
这样来说“时评热”，敏感的朋友也许读出了些许冷嘲的味道——热言时代施以冷嘲，是自命唯我独醒吗？不是的。我只是想说，“时评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跟此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有一个共同点，即普遍性，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庙堂江湖，学林山野，有井水处皆能谈时评，有市镇处皆能写时评，读时评写时评简直成了全民运动。热到这种地步，就难免闹剧之嫌，而时评就其情怀来说原本是带有正剧色彩的。当然我意不在提高时评的准入门槛，也不在净化时评的写作环境，这既办不到也不需要。言论自由是载诸宪法的基本权利，政府固然不能剥夺，人们也不能互相剥夺。我好奇的是所谓热言时代的真相，换句话说，这种热是不是一股子虚火？
说来惭愧，本人就在一家媒体做时评编辑，而鄙报的时评在业界也多少有点名气，敢言、能言、善言，但因此也就被好心的朋友提示着危险。险从何来？一言以蔽之，不是政治家却要办报却要发言，不险而何？新闻工作是有纪律的，要听招呼守禁令，何者能说何者不能说，都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媒体本来就是喉舌，喉舌自然要服从神经中枢，这是深入每个新闻工作者灵魂的“绝对命令”。以时评而言，有些话题是不能说的，有些话题能说但有些话语是不能说的，有些话语能说但有些人物是不能说的。只有熟练掌握这些原则或者技巧才能说，而这些原则或者技巧又是不能说的。理论家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实时评何尝不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艺术就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时评。传播理论中有“把关人”一说，这原本是个中性概念，但在我们这里却有着特定的含义。下至时评编辑，上至报社老总，必须层层剔除杂音，从而保证到达受众那里的声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即便不是载歌载舞，也要载中载和，在必要的时候还须采取果断措施，宁可牺牲艺术性也要保证思想性。如此一来，纵然有些时评家放言无忌，出口不逊，也往往因找不到阵地而削弱了其破坏性。显然，这是对时评热最为有效的镇静剂。
要说我对当下的时评热没有一点讥刺，也不实事求是。在我看来，时评人泥沙俱下，时评版良莠不齐，虽然不时跳出“公民社会”、“社会转型”甚至“政制改革”这样的大词，但到底有多少时评家明了其意涵还是件让人很没底的事。有些评论以未经省察的常识立论，老生常谈甚至谬种流传；有些评论生搬硬套乃至生吞活剥某个人某本书的某句话某段话，让人看了直如便秘般难受；有些评论东引用一段西借鉴一段，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作者本人那段；有些写手一天三写一日三投，却原来只是换了一个新闻由头……这样的时评这样的写手，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纵使其热情似火激情如电，毕竟也是枉然。何况这如电似火之后，也难说没有名利二字，说不定还是第一推动力。与这些勇敢的时评家形成对照的是，许多有能力发言的学者、作家乃至媒体人或者不屑此道，或者沉默是金(有主动有被动)，或者发言玄远，或者随随便便，热情藏在心里，热肠压在纸下，是自适还是压抑？是激越还是沉闷？怕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热言时代，未尝不是喧嚣之下更空虚，热闹之中更寂寞。这个热言时代，到底是有声似无声，还是无声胜有声？
热烈之中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像鲁迅那样要热讽而不取冷嘲，毕竟我们需要希望的导引和激励，即便依然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苏轼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热言时代，言语亦如雪泥鸿爪，生生灭灭难留痕迹，时评家亦如匆匆过客，焉能存有敢叫日月换新天之慨哉！何况现实如铁，本不是温软无刺的文字所能修改得了的。诚然，鲁迅说过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是响箭，但和平时代不也是刀枪入库的时代吗？时代在变，改变时代的理念和方式也在变；言论是必要的，但言论的作用未必是最重要的，还是鲁迅说的，“当我开口便感到空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存取些许时代的热言，不为自恋，不为凭吊，只为我们曾经走过这一回，总要留下一点痕迹，一点纪念。毕竟历史是在延续着的。
□ 延伸阅读
《热言时代——〈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李文凯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