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江:是中华文化导致‘六四 ’悲剧

 

纳粹在欧洲的屠杀(1939~1945)至今已 62 年,国际还继续在追捕其生还的屠杀负责人,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受审,以提醒及告戒政治人,权力在手时,也无权对无犯罪的百姓开枪。

今天(06/04)海牙国际军事法庭传询 Liberia 前国家最高领导人 Charles Taylor  (08/02/1997~08/11/2003) ,告他在任时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

今日的台湾和中国还生活在‘君臣父子有别’的时代,称政府为父母,把百姓当其子民。所以在台湾媒体偶而会有令人吃惊的新闻:父母打死亲生子女的事件,没当作是一件杀人罪,只当作父母在教训孩子,用的方法比较过火而已。

就是由於这种观念逻辑,这个父母官的中共在教训其子民时,也可用‘血洗天安门’的手段,而造成‘六四 ’的悲剧。也所以大部份华人和中共对六四屠杀均认为是学生的表达方式越过了政府的容忍线,是自已讨杀,该死。

在海外同情六四的华人和其罹难者的家属,这十八年来只要求其主凶去平反,难到失去的宝贵生命用平反道歉就可平息了事了吗?既使是被自已的父母错手杀了,也该把他们送上法庭定罪。

法轮功对活摘器官及酷刑法轮功学员,均采取法律途径追究。六四’已过了十八年,主凶邓小平已死了。生还者的同谋李鹏还活着,同情六四的组织应向法轮功学习,采取法律途径,到海牙国际军事法庭告他们,给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从此无权向无罪的百姓开枪’的强力警告,这才有意义麻。

台湾人和中国人须把政府当作人民的公仆,自已才是国家的主人,这样才不会作贱自已,抬高当官的人。每个生命的生死权并非决定在父母的手里,华人应有此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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