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丹很愚昧
听说过去流行过苏丹红,现在正流行于丹红。前者事关身体健康,不可小觑,后者属文化事件,笔者一直无意于追赶潮流。其实早就知道”最聪明的小妮子”(此处借用媒体报道曾经像于丹一样红而且至今还在红着的易中天对于丹做出评价时的称呼)于丹成功”占领”了主流话语(央视”百家讲坛”以及一切权威非权威媒体)的主阵地,并且很快通过主流话语的狂轰滥炸达到了对百姓入脑入心的”教化”,仿佛在一夜间,坊间到处都是听于丹、看于丹的歌舞升平气象了。虽然有不少”好事者”以实际行动(”孔子很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文化衫事件)和理论挑战(”十博士联名倒于” 事件以及诸多讨伐文章)宣战于丹,以至于有媒体称于丹现在是处在冰火两重天,经受着上天入地式的两极考验。在我看来,”小妮子”于丹根本没有警醒,依旧是在风风火火闯九州,依旧是笑拈天下,依旧是在笑看坊间百姓为一睹于丹”心得”争先恐后地给她帐户送钱。批评无用乎?无用。至少在于丹这里是没有表现出多少用处。原因有二,一是于丹被主流话语所欢迎(这一点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其他媒体对于丹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和于丹作战无异于唐吉坷德战风车,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虽有英雄气概却未免幼稚。二是很少有批评文章能点到于丹的”痛处”.一些批评不是浅尝辄止于情绪的发泄,就是大肆渲染其所谓的硬伤错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即便是十博士联名倒于的批评文章,可取之处也很寥寥,他们拿中国传统文化说事儿,未免让人觉得矫情。但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都是有远见卓识的表现,因为于丹的走红确实迎合了主流意识形(心)态,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让于丹的所谓”心得”愚弄了百姓,让愚昧无知的他们乐意成为快乐的奴隶而不自知。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于丹为了赢得名利,放弃了一个学者(她是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先顾问,这些头衔似乎足以把她归于学者名下)应有的清醒和责任。当然也不排除于丹对《论语》和《庄子》的如此解读都是出于无心,但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于丹愚弄民众确是事实。因此笔者认为,以教化民众做盲从的快乐的奴隶来迎合主流话语,这一点才是于丹走红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她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对于这一点,她那六经注我式支离破碎庸俗化的解读也好,依靠父辈(于丹父亲于廉曾担任出版《于丹〈论语〉心得》的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的滋荫也罢,包括借助于媒体和名家(主要是易中天)的炒作,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于丹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脱离《论语》和《庄子》的历史语境,不顾自己的学者身份,有意无意地麻木百姓,愚弄民众,使他们在被愚弄了的同时还不自知,被卖掉了还在那里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地给于丹数钱。于丹很高明,不愧是”名门之后”.我以为,从解读历史的角度来看,于丹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她至少要沉潜十年。同样是解读历史,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在教人活得明白、清醒、不糊涂,而不是像于丹那样教人麻木不仁。同样是对历史的解读,吴思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比如”潜规则”、”元规则”、”血酬定律”等等,而于丹只是在一味地误读,有的只是肤浅的遍体鳞伤的所谓”心得”.吊诡的是,说真话让人清醒地吴思没有流行(中国历史向来如此,真正的思想家往往都是落寞的,除非能得到主流话语的赏识,但真正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当权者赏识的),愚弄民众的于丹却发展成为了”于丹红”.这倒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愚弄民众的于丹到底是如何走红创造神话的?
我觉得在如何看待于丹走红的这件事上,时评家解玺璋的思路可资参考。他认为与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够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内在的依据或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学者以及众多的读者(欣赏于丹的读者也很多,甚至更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参见《中国青年报》文章《阅读她,围攻她,于丹是怎样炼成的?》)正如解玺璋所言,于丹的走红首先离不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是电视媒体的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大众对媒体的一向盲从、对央视一向迷信,认为能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就一定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信赖的。这是于丹走红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根据信息系统论的观点,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讲,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信息的需求,”对大众来说,流行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流行本身。当一个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就意味着它可能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感”(解玺璋语)。不可否认,有关于丹这个信息的传播,确实有误导的成分。参与”十博士联名倒于”的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之所以参与这次活动,就是因为不想让人们再受于丹的误导了。在刘根勤看来,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都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外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我在这里引用十博士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集体作为”,正如上文所说,虽然十博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操作上,他们犯了文革时代的上纲上线的错误。因此我对此次事件的基本态度是,用意是可以肯定地,但涉嫌炒作。我的理由是,如果仅仅是要”倒于”,为何要借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名义,为何要注明是十博士,而且为何要偏偏凑成个”十”?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样做有利于传播,有利于掌握话语权,但现如今的所谓博士们,也存在着许多博士不博的现象,所以没有必要借着博士头衔说事儿,更不必要把反对于丹上升到挽救中国文化的高度,只要把于丹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愚弄民众的真相说出即可。诸如”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这样的语言,确实是有些夸张了,因此也削弱了本应该有的批判力度。要知道,民众关注于丹,追捧于丹,不是因为它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她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她讲的通俗易懂,就像穿着华美外衣脸蒙丽纱的少女,在拿掉漂亮外衣之前,民众能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东西。如果联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会发现于丹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商业味道浓厚的时代,是一个竞争大于虎狼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是一个让普通民众难以寻找到精神家园的时代……许多人都渴求精神上的乳汁喂养,而被某些人形象地称为”文化奶妈”的于丹的到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说因为有了中央电视台才有了于丹,即使她不出现在央视,也会出现在超级女声的出产地。于丹太熟悉民众的这种需要了,她一直在担任”百家讲坛”的策划,参与者节目的评判,可以说”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她就很熟悉,用于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于丹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不能把《论语》当作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不是学术内容,要能够深入浅出,……讲的时候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他离现代生活很近(参见《新京报》于丹访谈)。有了这样的定位,于丹的”心得”最后滑向愚弄民众的泥沼就毫不奇怪了。对此,于丹似乎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她是十分清醒着去教会民众做快乐的奴隶的。她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学生的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究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于丹很清楚在课堂上面对那些稍有些专业基础稍有些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她不敢”造次”,不敢”心得”,更不敢愚弄,因为那是稍微清醒着的”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读过原典的民众来说,怎么”通俗””心得”都是无所谓的。事实上,对于丹的书感兴趣的绝大部分人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这就是于丹的”聪明”和”清醒”,不要以为”红”起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你既不想脱衣服(某些露点明星),也不想曝隐私(木子美),更不想恶心人(芙蓉姐姐等),那就要用用脑子,好好”心得”一下,才能像于丹这样红!当然也要学会”借力”,像于丹和易中天那样互相吹捧(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中天就在博客上贴出帖子:”今天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不仅如此,易中天还亲自到演播室祝贺,并向于丹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不要一口气把半辈子的故事都一股脑讲完了,二是不要把酒味太浓的酵母直接拿给观众,而要端出热气腾腾的馒头。于丹这边也是”礼尚往来”,她在接受《新京报》访谈中说”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由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以此达到互相抬轿子吹喇叭共同愚弄民众的目的。从于丹和易中天互相吹捧的话可以看出,两人不愧都是”百家讲坛”出来的人,不仅仅是具有在一些人听来”动听”而在一些人听来”聒噪”的”央视腔”(陈丹青语),还深谙愚弄术,通晓鲁迅先生所说的统治阶级的”瞒和骗”手法,如此人中”豪杰”不红才怪!
于丹就这样红起来了,原典就这样被庸俗化了,而真正的学术却没有振兴。学术是什么?学术能干什么?有人会说学术要触摸时代的痛感神经的,让时代随之清醒起来、兴奋起来的,而不是只给时代挠痒痒,让时代昏昏欲睡的。如果学术界不能在时代面前保持清醒,而只会一味地投机钻营、撒娇、挠痒痒以沽名钓誉,那是学术界的耻辱,是时代的悲哀。可是看看于丹他们,我们还复何言哉?也许于丹能够承认自己本来就不是在做学术解读,而是在做大众传播,”我讲的内容不是多么学术可,也不是多么经典,而是心得”.有人据此分析,表面上口若悬河的于丹,其实也深知自身的不足。有评论者提出质疑:于丹学的是传媒,能懂多少《论语》,我们都知道,《论语》及其相关的学位博大精深,从古到今,好多人一辈子研究《论语》,都不敢称专家,而传媒出身的于丹,竟然敢称自己为专家。其实专家于丹的所谓要教会民众快乐的”心得”,连她自己都不能够做到,这套理论在她身上根本就不是统一的。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于丹为什么不快乐》的文章,陈述于丹不快乐的理由有六:首先是新书猖獗的盗版;其次是应接不暇的邀请;再次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第四是走红后她的快乐达到了顶点;第五是她做了力所不及的工作;第六是于丹没有学会拒绝,她讲庄子却学不了庄子,抛弃不了已有的名利。号称要给亿万观众带来快乐的人本身却不快乐,真是一个悖论。于丹没有拒绝欲望的勇气,因此她的精神质地离庄子很遥远,虽然她有那么多的”心得”.这再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面对纷繁时代必须作出选择,在社会转型期,大学已经不再是”世外桃源”,知识分子能否有独立性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大学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是”有我”还是”无我”?论者李杜韩提出,在当代语境下,陈寅恪式的”有我”知识分子只能是”遗老”式人物。那些在国内产生过广泛影响有很大名气的,大学还可以有所选择地”供养”起来以作”标本”,而没有形成气候的那些人其境况肯定就不乐观了,他们要么转型成”江湖术士”,凭教授、博士、专家、学术委员的头衔混碗饭吃,要么就在金字塔的底部或边缘,守着清贫过教书匠生活。而”有我”的知识分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代已经渐渐容不下了。于丹成功地实现了转型,成为”无我”一代,把”智者”转型为”辅导老师”、”知心大姐”,启蒙与批判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在”和谐”中化成”求生”、”求美”、”求善”的智慧。而没有生命的独立性、没有强有力的批判因素,生之善与美凭什么判断?惟有凭大众的认同、权力者的认同了。于丹的走红恰恰就是依靠大众和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大众为什么认同于丹?因为于丹把原典庸俗化了,或者用主流媒体的话说就是”于丹把覆盖在《论语》上的历史的学术的硬壳儿轻轻揭开了,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真理是可以进入到人们的心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直就潜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流话语为什么欢迎于丹?因为于丹要大众在得不到现实的快乐时,要做到内心快乐,在现世得不到快乐时,要寄希望于未来(来世),这不就是要大家做快乐的现世奴隶嘛?况且于丹的作为还被权威媒体赋予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非常深厚的富矿,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于丹就是这样赢得了大众和主流话语(权威媒体)的充分肯定。于丹应该感激盲从的大众和主流话语,而且她也确实在感激。在于丹和名嘴司马南的对话中,于丹说她要”三鞠躬”,”第一鞠躬对热情的观众、读者,因为他们真正在形成一个文化现象和核心。第二鞠躬是对古圣先贤,他们提出的精典能够活在当下,仍然能够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第三鞠躬,我应该向媒体一鞠躬”.看来,于丹的确一直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作为媒体研究者,她对如何操纵主流话语也并不陌生。据媒体报道于丹在做学生时就当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现在担任着系主任,她对行政话语自是熟悉。
其实,与但所讲的庄子,其本身并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众所周知,庄子是脱俗厌世的,这和当下的盛世歌舞升平并不相”和谐”,庄子鄙夷社会是不合时宜的。而于丹口中的庄子却是和原典相反的,她所讲述的庄子和主流话语达成了共谋。于丹没有意识到,在一个传统文化断层犹如鸿沟一样的今天,对于传统经典的诠释要求比别的时代更严肃,否则就是在思想谋杀,而对思想的谋杀,是比对肉体的谋杀更可怕的。而孔子的《论语》一向为盛世执政者所欢迎,因为整部《论语》,几乎处处都能感觉到孔子在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孔子内心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最终目的,是要自己的学生不但求得内心的安宁和快乐,更要有所担当、为民解忧。于丹把孔子的这些特点发扬光大,当然会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欢迎。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于丹则模糊甚至错误地阐释了《论语》,比如于丹说《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小人”就是指”小孩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怪乎有论者提出,虽然于丹讲的心得是很好听的,也是可以给人启迪的,但却不是《论语》的,甚至是反《论语》的。没有一定孔学知识的朋友,是很难进行分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丹的成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明证,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的时候,于丹才有可能成功,于丹式的误读和歪曲,恰恰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有人说,于丹对《论语》的伤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错读《论语》章句,甚至是一些极为低级的错误,这后果,使文化不高的人从此错误领会了《论语》和孔子的意思;二是曲解《论语》思想,把一些圆滑世故、无原则隐忍、消极对待贫困甚至阿Q精神都强加给《论语》,而这些思想正是孔子所批判的,这后果是使得不懂《论语》的人就此错误地理解了孔子思想。于丹的成功不单单是因为她的学识和能力,还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复苏和传承中,时代的呼喊和媒体炒作的成功对接,这反映出社会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生物链的断裂,于丹、易中天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么粉丝,朱杰人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缺少有效的渠道可以把民众需要的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介绍给他们,传承给他们。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追逐与回归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强,这是出于本能的对自身传统的趋同或趣归。由于无法从更佳的渠道获得满足,于是就出现了民众争相读于丹、易中天的场面(参见朱杰人《易中天、于丹走红的背后》)。
我注意到,在批评于丹的声音中,史学家朱维铮最为理性、激烈。他认为”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我让学生找了一本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曾经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文化衫喊着口号反对于丹的汤军认为,于丹的两部《心得》都是”《无极》”的升级换代产品,在教我们做快乐的奴隶。反对者的出言相当大胆和不逊,”按照于丹对于孔子所谓的学说做人的话,于丹这个时候必须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必须在家里做为她丈夫的生育工具和……(因词语太过激,引者从略)工具,怎么能够如此在外面招摇过市呢?于丹做不到这一切,这说明她对孔子所谓的’智慧光芒’不过是对孔子进行无耻地阉割,叶公好龙而已,借助当前社会的歪风邪气,出来骗钱骗名罢了”.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偏激,但却十分到位地点出了于丹肢解《论语》的”丑恶行径”,点出了她为了迎合大众特别是主流意识而故意”嫁接””歪曲”原典思想的”不耻行为”.这一点和时评家解玺璋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于丹宁肯歪曲庄子,也要迎合某种东西。她迎合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意识形态也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了经过于丹重新解读的传统文化,于丹视角下的传统文化,是教人麻木快乐的奴性文化和阿Q文化。所以,”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对于误读传统文化的行径,评论者何三畏形象地称之为”裸奔”,他认为在今天的文化现实,已经有一种向古代社会”裸奔”的架势,所以叫裸奔,是指它似乎尽量不愿给历史带去丝毫现代观念,像鸵鸟似的把头埋进过去,甚至以现实的需要强解古典。其实于丹读史和那些席卷荧屏的古装戏对主流话语来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一起成为抗拒现实矛盾的有力武器。于丹有意无意地给民众传递出了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麻木和愚昧。当《汉武大帝》喊出”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主旋律的时候,当用”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雍正王朝正名的时候,当于丹在百家讲坛侃侃而谈向民众灌输”心得”的时候,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泯灭了反省民主和对抗威权的精神。
于丹”心得”的本质,被许多有识之士所看破,其中不乏塞外李悦这样的清醒者。李悦说:我从不奢求于丹和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顾准那样探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出路,但我希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说真话,生活在真实当中。于丹在”于丹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像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上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李悦认为,缺乏辩证法的于丹只能简单、生硬、自相矛盾、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只能闭着眼睛唱赞歌,在她嘴中笔下,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盘肯定,孔子成了有适宜温度色彩的儒雅的长者,庄子成了插着翅膀飞翔的仙人,沉重、严酷、忧伤和血腥的中国文化史,被于丹教授编织成田园诗味道的童话故事。对孔子《论语》解读是这样,对《庄子》解读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于丹在解读中只字不提庄子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只字不提庄子蔑视权贵,拒绝为统治者效力,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理想,只字不提庄子对官方哲学的强烈冲击和否定。这些无不说明,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真是太肤浅、轻松了。有论者甚至认为于丹的心得说白了就是新阿Q精神,类似精神鸦片。她以自己的主题为核心,到《论语》、《庄子》那里去寻找论据,再用小故事作搭配,就成了所谓的”心得”.她的主题就是叫人逃避现实、反省自己。有人这样诙谐地讽刺于丹”心得”:凡是曲解的,都可以叫”心得”;凡是《读者文摘》的,也就是”心得”;凡是《于丹〈论语〉心得》中的段子,同样能拿到《于丹〈庄子〉心得》来用;凡是圣人说的,都是与和谐有关的。
对于丹的”虚伪”,已经有许多警惕的声音。于丹要走红要发财,尽可以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名门之后”,只是你玩你的,别忽悠了老百姓,更不要来个釜底抽薪,把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衡的物质等分配机制抹平了,把贫富的社会矛盾掏空了,超脱于社会实际,让人在大而空中平衡心态,让我们学会忍与恕,无视社会的不平等,成就了一少部分”治人者”,在他们抢占了社会优势地位,占尽了社会优势财富资源,故而在守成阶段就需要一种治心之术来愚民。于丹是绝顶聪明的人,她在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给她送钱的同时,还要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自己的愚民思想,全心全意为主流话语服务,她要用她的思想来引导民众,引导他们在麻木中修身养性,她不让他们抱怨社会不公、处事艰难,没有洞察力的文化知识并不十分丰富的人根本看不到其中的玄妙,即使拿些有些定力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能够逃脱于丹和主流话语共谋设计的思想的高明的陷阱。于丹所倾心的孔孟之道和老庄思想,并不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鲁国平在评论于丹的文章中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儒家的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似乎符合普通老百姓求平安和谐的心理,也符合统治阶级政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但无视社会大环境的不公平却一再强调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大众的仁义道德和损己以公,如此不尊重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思想体系占据我们一切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行动指南阵地,难免国家和人民的路越走越窄!
在文章最后,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于丹和吴思。同样是讲史,于丹所做的是美化现实愚弄民众,而吴思先生却在直面当下警醒世人。同样是用时下的语言解读历史,同样的幽默诙谐,吴思做到了站在民间立场说真话,而于丹却与主流话语相苟合。从这一点来说,于丹还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罢,讲真话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是必备的素质。可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现实社会里,真的猛士受到了排斥,假的花瓶却受到了吹捧。悲乎?惨乎?套用曾经流行过的那句歌词来讲,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世界看个清清楚楚!
二、王朔很自卑
最近文坛风景煞是热闹、好看,尤其是所谓的王朔复出,又是骂人(上至学术大佬季羡林、中至文化明星余秋雨、下至青春旗手郭敬明,全被他来了个扫堂腿,骂声一片)又是自暴隐私(吸毒、嫖娼、”我们家徐静蕾”等等)又是狂言(以后接受记者采访十万元一小时),把媒体和大众忽悠得晕晕乎乎,不知道东西南北,王朔玩”变脸”,全中国人民跟着乐,傻乎乎张着嘴巴都在看一只文坛老猴耍把戏。其实王朔就是一超级”炒男”,他”炒”起来比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如果说超女是大众时代的大众娱女,那王朔就是快餐时代的文化娱男,虽然他的年纪和超级女生比较有些老,以至于有人叫嚣着欢迎王朔跨进文化养老院,但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转型期语境下的中国,文坛的风口浪尖还需要王朔这枚”无知”下的蛋,”无畏”地在媒体和大众间冲锋陷阵娱乐全民。可怜小姑娘徐静蕾,因为老男人王朔的招摇撞骗,也不得不又一次被”扒光衣服”(据说有人画出了她的裸体画)供媒体炒作。当年流落文坛的北京大院子弟耐不住老之将至的大寂寞,为了再从老百姓口袋里糊弄出来几个小钱,不得不腆着那张闯荡江湖的脸碟碟不休说着哗众取宠的话,也实在是可怜。谁都讨厌给自己添堵添恶心的人,但却不得不佩服那些明知道自己是在给大伙添恶心,还要硬着头皮”表演”的人的”勇气”.别看王朔话说的纵横捭阖、唾沫星子乱溅,但他内心未必不是在痛苦地挣扎;即将进入老年人行列的寂寞大概很可怕,即便他能很硬气地说出”没有谁是过时的”话,也掩饰不了他内里的虚弱和不自信。”调侃”能成为王朔语言的最大特色,与其说是王朔把这种语言形式当作一种不软也不硬可退可守(即能化解对方的侮辱,又能保护自己的尊严)的工具策略,还不如说是为了掩盖”痞相”下的自卑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低估岁月的力量。)
王朔的表现确实给人一种”老”人迟暮老之将至的感觉,当他说出”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未必不是在说他自己。他评价苏童、叶兆言”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的范儿,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超不过张爱玲”,看上去底气充足,骨子里却是虚弱。《王朔文集》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再能够制造轰动效应的王朔,惧怕失去在文坛呼风唤雨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特别是急火攻心不太顺利地参与了几个算不上成功的影视剧,但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后。为了能写出好东西,回到文学场域的中心,不惜听奉上海一女作家的话,开始吸毒,自以为可以籍此找到写作灵感寻求突破的他,却写出了看上去并不美的《看上去很美》,遭致了许多人的呵斥与围攻,本来骨子里就缺少自信的王朔彻底回到生活,再也没有好的作品问世。有人说”这里面反映出他很大的自卑”,因为”他从小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原来我们在大院里,他属于在孩子中间不带他玩的,经常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跑的人。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后面就是那么大腕儿了,也没有觉得太自信。”(出版商金丽红语,见王小峰《王朔后传》,《三联生活周刊》)王朔号称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得懂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不少文字开始反映对生死的思考,这一方面表明他开始关注思考终极人生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老之将至的晚年心态,他内心因此充满着巨大痛苦,尽管王朔表面上还可以装出一副轻轻松松调侃的样子。和王朔合作过的叶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他和现在的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的痛苦是建立在物质表面的基础上的,那个年代是内心的痛苦,就是挣扎,说的光明一点就是追求”,我以为这是目前解读王朔最深刻的表达。因为这一点,文章写到这里我很想放弃,一个表面光鲜内心虚弱充满自卑缺乏自信的人何必再去”打击”他呢?尽管他声称谁也打击不了他我,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但考虑到王朔既然想要一个独特的”姿态”,我也就满足他摆一个Pose的心理需要,继续下面的话题。
阶级时代的一句名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朔自卑的痛苦有他自己的根源。考察王朔的创作可以知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原来政治色彩浓厚亲不亲阶级分的社会逐渐被以一切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业社会所吞噬,原来固有的生活准则似乎在一夜间就土崩瓦解,此时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原来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原来计划时代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忧虑的时代结束了,以前的良好自我感觉不知不觉间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父辈的铁马金戈的辉煌成就与被冷落的大院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理想主义教育下长大的王朔们,本来以为可以凭借父辈的特权和优势,再次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成就一番伟业,可是生不逢时,生活让他们成了北京平民。他们陷入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借助于调侃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一个人越是在那里喋喋不休越是看一看出他内心的虚弱。王朔这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说个不停,批这个批那个,虽然有时候也能命中靶心,但大多脱靶的的语言还是透出他的话语虚脱。他可以批评一切,却从来不批对他有好感或者有益的人,他可以批余秋雨,但却不批王蒙,信口说出”王蒙还有余地……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的恭维话。王朔不批王蒙未必真是服气王蒙的写作才华,当年的文界中人对他的围攻幸亏王蒙站出来说了那么一句话,所以王朔心存感激,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朔好像也没有必要避讳什么东西。但说王蒙可以成为思想家,这话也太过分。试问王蒙的经历和身份能超过周扬,晚年周扬那么否定自己,出了那么多理论文章,人家都不肯送他一顶”思想家”的帽子,何况王蒙一直缺少自省意识。就凭那么几部赶巧搭上时代车子的所谓作品,想成为作家还说得过去,至于思想家就免了吧。我以前曾经质疑过他的”大师”身份(《王蒙是文学大师?》见《山西文学》2006年第9期),并不是要吹毛求疵,建国后我们国家没有生长出自己的思想家和大师,这是常识,有的只是”私”想者和”大屎”级人物。那些一滩老屎也可以被说成”大师”,但明眼人自己看到的恐怕还是一堆臭大粪。文坛老油条们尽管可以给自己加冕冠带,但后人却还要拨光了衣服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朔故意把新作《我的千岁寒》炒作为”三种人不能看”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懂”的书,除了能够掩饰自己新作的”晦涩”以及”无趣”和故意吊人胃口之外,实在是起不到别的作用。
这本书收录五部作品,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梦想照进现实》。明眼人一看便知,王朔要从物理、科学里面找写作资源,以此超越/摆脱自己写作困境,这也许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也可能是又一次败北之作。他不是不可以到所谓的科普、理论著作里面找资源,只是他不该在此时嘲笑那些从传统中找写作资源的其他人,他说那”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唐突,因为我们看不出从科普著作找资源和从传统里找资源有什么不同,难道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更高明?在我看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一切只能被视作不算成功的炒作。王朔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我估计,以王朔现在的迅猛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成为第五大俗了。王朔的嬉笑怒骂在十年前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愤青的无知无畏,现在他以近知天命之年纪再来扮嫩装无知只能被当作恶俗表演。王朔再次以这种吸引公众眼球的面目复出充分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他很害怕会被遗忘,害怕自己不能再次处于公众舆论的中心,他惧怕老之将至,内心太虚弱了,以至于他语无伦次,喋喋不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在不自信的心态下,老男人王朔就变成这样絮絮叨叨了。但王朔知道如何操作舆论,深谙市场炒作之道的王朔,此番炮轰的对象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论是比他更老的余秋雨,比他更小的80后,抑或是王子文、杨澜、吴征等人,都是今年比较热门的”话题王”,王朔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暴露其私,如愿以偿的把自己推向了传媒舆论的话题中心。
王朔的”痞相”一方面来自自卑心理,另一方面来自他的成长环境。正如一位学人所说的那样,虽说王朔一直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但王朔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知识训练,这么说并不是说他的水平不行,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那些经过大学锻造所谓”科班出身”的作家们。说王朔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主要意图,是要说明他骨子里太缺少科学和民主的意识(也许已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本来就是很荒唐,一个笑话?)。而作为北京文化的另外两种形态,即封建没落文化和半殖民地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潜意识里有着一种北京(北方)人所固有的躁动和不安,有一种虚妄的莫名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狂妄,有一种对京派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的排斥,还有着明显的义和团后遗症,这就”培养”了王朔因自卑而产生的主动进攻心理。于是,在无知者无畏的幌子掩护下,王朔开始了闯荡江湖的叫板与谩骂。不可否认,王朔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攻意识,文学界对他的态度也是促使他成为动物进攻型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原因。熟悉文学是的人都知道,早在1978年,王朔就发表了短篇小说《等待》,无奈这篇小说被淹没在当时伤痕文学的浪潮中,当随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浪高过一浪之际,王朔实在没有到中流击水的能力。王朔真正引起文坛注意是在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等待》八年之后(正如这个小说的命名所显示的,王朔一直在等待中艰难挣扎),即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与《橡皮人》问世之后,而此前的《空中小姐》与《浮出海面》两部中篇,其实是一个过渡,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此时王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生存境况,是一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行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一言以蔽之,是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不把自己当人并耻于为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这些被印在文化衫上的被当年小青年们当作时髦的语言,一时间几乎成为他们”玩世”的接头暗号。仔细考察王朔的作品会发现,王朔笔下的人物始终是一个特殊群体,连续阅读几部作品,就常常会发现人物的混淆,他们的语言、行为、作派、背景都相差无几,除了共同的的”癖性”和”顽”态之外,难以见出不同之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类,一种人物,不是个性化的人物。读完一部作品,只感到一批人在脑袋中活动着,他们都有姓名,又似乎都没有姓名。值得注意的还有王朔写作的视点,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即那些”顽主”们的视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作家、叙述者与主人公”我”常常相互叠加,使作者以这些人的眼睛看世界。这充分说明了王朔对笔下人物的难以超越,他就是籍此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混进文坛的北京痞子。有评论者质疑生活中的王朔真的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玩世不恭吗?据说并不是如此。他要想活得和年纪相仿的(比如冯小刚)等人一样人五人六,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多赚一点钞票。尽管他可以用很亲昵的语气说出”我和我们家徐静蕾的钱不分你我”类似这样的话,但依靠别人活着不是他作为男人的秉性。王朔深知只要自己肯开口,只要找准好时机,只要把自己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书就可以多卖一点。我可以骂这个骂那个,以便让你们开心,但你们要在开心的同时买我的书。这想必就是王朔的心态。尽管他一再声称,《我的千岁寒》三种人不要看,但中国人的心理往往是你越不让看我愿想看,就像越是禁书越好卖一样。王朔深谙此道。如果真是没有人买他的新书,那他自己还有他的出版商怕是要骂娘的。
时过境迁,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来仰视作为反叛社会的”痞子”王朔,是什么就什么,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必要为了张扬自己的思想抓住王朔的”痞相”不放。把王朔还原为人来看,他骨子里少不了的是虚伪、自卑、不自信。所以,到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媒体和大众不盲从不搀和,王朔们再折腾再炒作也是白搭。不借助媒体的娱乐力量王朔们就失去了炒作的能耐,因为一切炒作皆有赖于传播。但这毕竟是娱乐时代,想让媒体做到这一点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文章写完了,我却有点后悔了。不知道此文会不会继续助长王朔的炒作,如果那样,就事与愿违了。奈何?奈何?可奈何?哈哈。文坛这个坛,深浅谁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