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说﹕“容忍一篇不同观点的商榷文章﹐周扬这点肚量还是有的。秦兆阳写出《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那勇气﹐那锋芒﹐丝毫不弱於我的文章。但那时秦兆阳被看成是自己人﹐所以57年并没打成右派﹐只到58年他不识时务地站出来为丁玲鸣不平﹐才又补划成右派。从中可以看出﹐权力之争胜於观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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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辉对唐达成的访谈录中﹐唐达成对当年做了如是的回忆﹕
唐达成﹕只是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开始文学“解冻”运动﹐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才略有醒悟﹐哦﹐原来斯大林也会犯错误.我自己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
李辉﹕你是不是写过一篇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达成﹕写过.主要是关於文学作品怎样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但这要看作品描写的对象和总体构思。陈企霞也这样认为。我说﹐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一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做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作记录﹐他提到了关於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李辉﹕有时我想﹐历史上有些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唐达成﹕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处在那种环境中﹐你也许很难想像能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并且坚持下来是多么不容易。
李辉﹕周扬当时是什么意见﹖
唐达成﹕他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做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人物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李辉﹕这种说法今天听来很可笑。
唐达成﹕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接下来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陆定一写文章予以阐述﹐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谈论起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题目叫《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关於写新英雄人物与周扬同志商榷》﹐发表在1957年第10期《文艺报》上。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着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地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李辉﹕这种意见在当时要算尖锐的。特别是对周扬这种身份的人物公开进行商榷﹐你也够胆大的。……
我看﹐不必再过多引述李辉对唐达成的访谈录了。也不必再转载唐达成那篇七千言的心血之作了。这篇文章﹐这一事件﹐不管当年如何震惊文坛﹐传扬天下﹐但在今天看来﹐确实如唐达成的自知之明﹕“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也确实如李辉所感叹﹕“历史上的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
这是事后诸葛的评判。如果人生可以倒着走﹐谁也能成为大智大贤.从中﹐我们惊叹的是唐达成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说出真话﹐说出真理的勇气。
当年对文坛一无所知﹐十分浮浅的我曾经这样问过唐达成﹕“这么浅显的道理﹐作为文坛领袖的周扬﹐连这点也不懂﹖这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了。”唐达成回答﹕“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周扬作为我国一个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很懂文艺﹐懂得艺术的规律。他读过不少书﹐有研究﹐也有见解﹐他不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好比当年日丹诺夫在苏联文坛的地位。日丹诺夫是艺术的内行。我读过他的文艺评论文章。他谈起车﹑别﹑杜的理论哲学观点﹐评价到托尔斯泰﹑果戈理﹑契呵夫的现实主义传统﹐那是一套一套﹐说得让人心悦诚服。据说﹐日丹诺夫自己还能弹钢琴﹐能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肖斯塔克维奇的大部头作品。就是这么一个文学艺术的行家﹐他一回到现实中﹐一涉及到当代﹐就犹如换了一个人。批判和抨击起小说家左琴科﹑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起来﹐那就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有失水平了。我想﹐这大概己超出了个人所好的范围。从中﹐我们不时能够看到有斯大林的阴影。”在这里﹐唐达成用了比照的手法﹐巧妙蘅蚺F周扬身上有毛泽东的影响的敏感词句。当然﹐这也是我若干年后的想法﹐当年唐达成是否已有这种感觉﹖我就不得而知了。
唐达成说﹕“我想﹐容忍一篇不同观点的商榷文章﹐周扬这点肚量还是有的。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写出《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那勇气﹐那锋芒﹐丝毫不弱於我的文章。但那时秦兆阳被看成是自己人﹐所以57年并没打成右派﹐只到58年他不识时务地站出来为丁玲鸣不平﹐才又补划成右派。从中也可以看出﹐权力之争胜於观点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