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它造成了怎样的祸害？这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只有经过认真反思，才能认识过去，看清中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正以苏联为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满怀信心地奔向明天。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至高无上的领袖斯大林滥杀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者的罪行，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极大的震荡，波兰和匈利牙出现了动乱，并开展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大讨论。毛泽东感到要吸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情况，先后在内部发表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感到要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对解放后一些年中，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一提不同意见，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的压抑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来临，唤起了对共产党提意见和参政的热情。特别是听过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录音（与后来经过修改后，公开发表的文有很大不同），感到欢欣鼓舞。著名翻译家傅雷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就说：“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贯通了的人。”当时，傅聪正在波兰学习，对波兰政局剧变感到战斗。傅雷劝慰他的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极大信任对党提意见的。他们都没有想起脖子伸长了，是要掉脑袋的（傅雷夫妇后来双双自杀）。
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为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载学校系统座谈会报道，作了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说明他当时是想听取意见，通过整风来改进党风的。但是看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报道，谈到民主党派如何长期共存、有职有权，如何改变以党代政等批评，感觉就不同了。在看到批判“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批判”，“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偏差等时，就感到不能忍受了。毛泽东想起当年他只有8元钱工薪，当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不就被北京大学教授看在眼里的情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要“硬着头皮听”，作好反右派的思想准备。那些身为民主党派领导的大知识分子并不知情，还是怀着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高质变的“右派言论”。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特别是6月1日在民主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子报》总编辑储安平后来被称为“党天下”的发言，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人们奇怪，原是响应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出尔反尔，忽然竟变成是“引蛇出洞”的阴谋呢？毛泽东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整风受到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义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最近这段时期以来，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对他们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历史浩劫，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浩劫造成的祸害：
一、使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55万（官方公布数，实际远不止此数），原来是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到大学生，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顷刻之间论为社会贱民，受尽摧残。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社，是一个对建设新中国满怀激情的青年集体，所办的青年报不但为青年喜爱，也为中老年欢迎，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反右运动中竟有1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两位副总编辑和象刘宾雁这样的骨干。作为副总编辑之一的我，是一个15岁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并没有任何反党言行，却因1956年团中央高层领导会议上发表过青年团改革的言论，到1958年反右运动已结束时，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法学权威江平等等，说明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落后贫困的中国，经过长期战乱，百业待兴，正需要原本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献身手，为国效力，他们却被劳改、流放长达二十多年，许多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其摧残岂是数十万社会精英，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人说，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500个科学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就会倒退半个世纪。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一下子失去的知识精英，何止成千上万！
二、破坏了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中结成的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爱国同盟）使一些民主党派名存实亡，中国完全走向一党专政。
三、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三者，民信为先，民无信不立，民众不信任，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反右使解放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诚信，人们分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是阳谋还是阴谋。
四、使人民内部分裂成为所谓左派与右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相斗的所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人人彼此戒备，不说真话。为了一已，不惜背信弃义，诬陷、告密，互相残害，使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的传统美德，丧失殆尽，形成亲不爱、子不孝、人相恶，与社会和诣完全背相背的恶劣社会风气。
五、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民族智慧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扼杀了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使半个世纪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攀登不了世界科学和艺术的高峰。
六、反右运动扫荡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使领袖的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全国公社化、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蛟神”的文化大革命，无不一声令下，立即横行全国。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陷于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大悲剧的噩梦之中。
人们只要清醒地面对这些惨痛的祸害，能够相信反右派运动是取得伟大胜利，“反右斗争是必要，缺点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之谈吗？
《这是为什么？》这是反右运动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发出的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反思中渐渐醒悟过来，这是为什么。原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浩劫，表明中国有延续两千二百万年的根深蒂因的专制主义传统。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反掉专制主义。五四运动掀起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思潮，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救亡压过了启蒙。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只是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而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解放。毛泽东曾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在批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中，又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制度，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他还表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说的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屠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的斯大林。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本来就按苏联一党专政的模式建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政被揭发后，毛泽东为斯大林辩护说，这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而不是由于苏联的专政制度。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后，毛泽东又说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1957年5月发动整风，毛泽东心中的尺度，原来是不触动专政制度的改进党的作风。因此当他看到一些能动专政制度的批判，超过他的限度，就立即警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本来是开门欢迎批评，立即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样也就可理解，他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毛泽东专制主义的思想本来是一贯的。
还应该看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是一贯的。《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1925年发表的时候，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中就包括“反动派知识阶级”，他们是银行、工商高等员司、政府的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说“这一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反革命派。”这类“极端反革命派”，显然包括拿二三百元月薪，而不把只拿8元月薪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放在眼里的那些大学教授们。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把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作特务、反革命进行清查。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连续不断地发动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先是电影《武训传》，把文艺界、史学类、报刊编辑、记者，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列入批判对象。堆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逝多年，也遭到批判，并殃及他的子弟。接着发动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定性属于资产阶级的原罪。为了“脱胎换骨”效忠共产党，他们不得不作辱没自己人的检讨，努力着成自己的奴性，而不得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接着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把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与朋友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作为反革命的罪证，使2100名文艺界骨干都被当作“胡风分子”进行迫害，大批被逮捕入狱。胡风本人被蒙冤达33年，直到他死后三年才彻底平反。接着就是祸及我国知识分子近三分之一的反右运动。接着就遭“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蛟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上这一切表明，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中华要振兴，要走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首先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
二、要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必须使知识分子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三、要使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自己的思想，必须有知识与赖以生存的环境，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须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专制主义的顽根。
2007年4月9日
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因年事已高不能亲往美国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特为会议提交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