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先生在评述1990年代的“散文热”时曾有这样的痛切之语：“于是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是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难道散文不是最容易操作以至于人人皆可得而写之的东西吗？何以非要赋予其揭示作者“自身处境的真实性”之重任并且要有个性呢？这样的疑问乃是对散文的天大误会，散文原本不是轻飘飘软绵绵的消遣。
德国语言学者洪堡特是这样阐述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又说：“如果一个民族……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唯一源泉，那就决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英国作家奥威尔也说：“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鉴乎此，我们理当对散文寄予厚望，而一旦有堪此重任的散文出现，实应再三致意焉，表彰焉。
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封面中国》就是堪称“出色”、“优秀”的散文，而其作者李辉也因此被2007年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李辉是十数年来颇为活跃的传记和随笔作家，其对胡风、巴金、萧乾等人的研究非常引人注目。两年前，李辉开始为《收获》杂志撰写“封面中国”系列文章，以1920年代到1940年代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或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外国人为线索，走进民国史，解读民国史，力求通过对这些封面人物的追索，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他把这段历史分成11个时段，写出11篇文章，《封面中国》一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还要加上名为“《时代》问世与中国的渊源”的序篇)。
这些封面人物包括：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日本)、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美国)、宋子文、马歇尔(美国)等人。
■ 李海华
李海华
□媒体编辑，广州
编织历史的经线
在从1923年到1946年的20多年间，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了一幕幕波诡云谲、风云激荡的历史剧，也成为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个逗点。李辉采取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并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从而串起一部中国现代史，确乎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尝试。
孙隆基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学家有着一条编织历史的经线，看似“客观地记载”其实是经历史学家头脑中的“软件”处理过的，因此历史书写总是带有主观性。当然，孙先生指称的是隐藏于文本深处的“历史心理”，而封面人物这样的“经线”完全置于历史叙事的表层，取舍之间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来编织中国现代史有可能完整吗？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对1923－1977年的《时代》封面人物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代表着科技与艺术，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列努斯所说的这些不正是构成历史的元素并已被载入史册了吗？“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而当李辉“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弘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画卷”。
当然，《时代》选择封面人物的眼光亦有可议之处，李辉在书中有时就对《时代》选择A而不选B表示困惑，但这只是《时代》对中国的判断，何况没有登上封面的中国的人与事也会在内文有所报道，即便没有报道，还有李辉的补充与辨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封面人物来演绎现代中国应能实现历史书写的完整性。
历史散文的魅力
应该指出，《封面中国》并非专业历史著作，因其文体乃是散文，如果要给予更具体的命名，大概应是“历史散文”。正如李辉自己所说，“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交融的历史解读。”这样一种追求，应是受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启发。克氏有言：“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李辉则将其理解为，“一个描述历史的人……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以此种方式描述历史，本来难免要困扰于一种内在的紧张，即历史书写要求书写者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与偏见，处处要以史料说话，不能以论带史、以论代史，自然也不能以情带史、以情蔽史。当然这是就专业史著而言的，作为历史散文这样一种文史结合的文体，要想笔锋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但书史与抒情的关系必须拿捏妥帖。合适的处理毋宁是，感情要附丽在史实之上，对历史情境须保持同情之理解(所谓存其真传其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画面对接亦不能只求形似而枉顾神离，如此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以史为鉴。也只有这样，基于历史之凝重的情感才能获得根有所寄的灵动，历史散文才能从“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中脱颖而出，担负起精神自由发展、思想畅快传播、人类真诚沟通的重任。
说到这里，不妨荡开一笔去看看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和《西班牙旅行笔记》。作为书写法国历史和西班牙历史的著作，其文体却同为“旅行笔记”，其实就是历史散文。历史描述与现实思考交织，通过一种“一路走来一路读”的方式激活了历史，使历史的尘埃在现实中得以型塑，凝固为一座座的建筑或一道道的风景，真正让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也是克罗齐说过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和描述正是源于现实的刺激和启发，历史与现实就这样高低错落难分彼此。如此一来，读史写史又怎能不感慨系之幽怀独具？感情也许有饱满与纤弱之别，但就其均来源于历史与现实的交会处这点而言，则是一致的。
职业外交的困惑
与林达的“旅行笔记”相比，充塞于《封面中国》文字间的情感也许多了几分历史的幽暗与无常，但也时见现实在历史中的投影以及作者的旁白。印象较深的就是“‘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一段。
近些年来愤青在网络上异常活跃，虽然其血性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但也往往为血性遮蔽了双眼，俨然有“一言不合拔剑相向”的武夫习气。有些人抱持的即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丛林法则”，而很少顾及法治与理性这样的文明法则。特别是在一些极易与民族主义扯上关系的问题上，就更暴露出一种民族至上的狭隘心态，比如抵制日货，不但砸自己的还砸别人的，假“人民意志”之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其实这种心态和做法也是由来已久。
李辉在《1931：中国悲情》一章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大大地激怒了中国人，除了民间自发的“抗日”举动外，民众更希望政府能够对日强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战端哪能轻启，特别是绝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打仗只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此之时，最需要的是外交斡旋，一旦斡旋失败也只能接受，但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而民众并不理会这些，兀自喊打喊杀。曾为愤怒的民众所伤的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官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番不无痛切的辨析实在值得今日一班“愤青”记取。同时这也说明，与“历史的坏脾气”相伴生的还有“历史的好态度”，只是往往淹没不彰，因此需要历史研究者去努力挖掘和擦拭。显然，李辉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出色。
延伸阅读
《帝国的回忆》(修订本)，郑曦原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00元。
这本书是《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选编，起迄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