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主流，其特点是不拘泥于字辞章句的训诂，强调发挥内容的“微言大义”，以切合现实政治的走向，可谓实用主义的儒学；故清末世乱时危，公羊学遂盛极一时。而当时的重臣张之洞出于学术渊源和政治立场，则对以康有为代表的公羊学深致不满，如《劝学篇·内篇·宗经》有谓：“……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抱冰堂弟子记》也记其言：“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亦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这些论者多已指出。
此外，张之洞在戊戌时期还写过一首绝句《学术》：“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表，只恨荆榛满路栽。”并有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这也可见他不满公羊学的心理。龚书铎、黄兴涛曾在《“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一文中特别拈出此诗，并认为：“诗中的‘刘郎’即刘逢禄，他是继清代公羊学始祖庄存与之后大张公羊学旗帜之人。在一系列专门著作中，他不仅宣称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传授公羊学派的学统方为儒学正统，还大力阐发以‘变’为核心的‘张三世’、‘通三统’的公羊大义，对晚清公羊学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所以，张之洞追寻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来源时，放过庄存与，直谴刘逢禄，实乃明眼。”
按：这一解释求之太深，实误。“刘郎”并非实指，只是用典，指唐代刘禹锡。刘氏因政治斗争被贬谪离京，后来返京时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名句，世所熟知。张之洞不过以“刘郎”自比回到都城，所谓“只恨荆榛满路栽”，即针对公羊学等学风而言。
又，近人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有《公羊学》一则：“公羊学不为功令所许，有清一代治此学者不过数家，而晚年极盛。自王湘绮治公羊春秋(按：王著《春秋公羊传笺》)，传其业者，门弟子中推蜀人廖平季平。季平演此义为今古文学(按：廖著《今古学考》)，康南海从而光大之，于是有《新学伪经考》之著。时吴县潘祖荫伯寅，以《尚书》而治公羊学，京师清流颇放言不讳。从此士大夫有新周故宋、孔子当王之思想，不复屑为一姓伺养。其后，世界历史所称十六七世纪数大革命，暨平等自由之说乘之入中国，迄于辛亥，鱼烂而亡。”此处将清室之亡归因于公羊学，亦如古人将西晋之亡归罪于清谈，将明朝之亡归罪于心性之学，可谓一种“思想决定论”，能否成立，实属可疑；但由此亦可见公羊学对清末政治心理的动摇之力，正适宜为张之洞诗作一注脚。
一百年后的今天，又有新公羊学的僵尸出祟，不仅以“政治儒学”为标榜，甚而有让国家代儒教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的妄说。近代公羊学以政治改革为目标，当代公羊学则以文化保守为目标，名义略同而精神迥异。公羊学在晚清为一大潮流，在学术上固不免鲁莽灭裂，但在思想史、政治史上自不失其历史地位；至于今之公羊学，在学术在思想皆不足论，实为公羊学的末流，简直不需要张之洞式的大人物起来发难，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