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谢韬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引起中国思想界很大反响和争论。本文分析该文产生背景、积极意义及理论上的错误，指出放弃马列，实行宪政民主，才能救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今年二月号的《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改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像在气压低沉的大地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引起各方面关注。有人称这篇文章引起的震动超过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毛派原教旨主义者对他进行猛烈攻抨击，希望中国出现变局的人则同情他，支持他，但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立论，因此文而引起中国理论界的热烈反响，却是多数人所喜见乐闻的。
谢韬主张效法瑞典的主要论点
谢文提出许多新的论点，主要的中心在于论证欧美，特别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好处。他甚至说，恩格斯晚年修正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放弃了共产主义目标，同意经由议会，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是恩格斯晚年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希望中国同样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文的新论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三种社会制度在竞赛：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竞赛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它既演变了资本主义，也演变了共产主义。于是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关系，不是推翻和消灭关系。
（2）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把资本家请回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被批为“修正主义”，故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失误，就是没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避开争论，逼得执政者“打左灯，向右拐”，失去自己的答辩权。谢韬有个新发现，说：自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的经验，提出设想，只要在人民代议机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使旧社会和平地进入新社会。后来，恩格斯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作出反思，承认《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暴力革命已经陈旧，且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这是七十三岁的恩格斯否定自己二十七岁时写《共产主义原理》所勾划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这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所以“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和毛泽东搞暴力革命，背离正统，搞出许多乱局。
（4）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是“左”倾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实验影响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方向，使我们更加尊重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
（5）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宪政框架内，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双赢，有效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为我们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成功范例。而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其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其它三项都会变质。所以他呼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时搞官僚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的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社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谢韬这套理论，如果说是为了给执政者提供改辕易辙的下台阶，那也未尝不可，因为在中共党内还有许多人虽不同意毛泽东式的革命，却始终不敢或不愿抛弃马克思主义，现在谢韬拿恩格斯去修正马克思，便利这些人过渡，也是一个办法，但若从严格的理论角度去看，他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必须廓清，第二国际或现行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是两码子事。这些政党不仅从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明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将他们在世界上若干国家执政成功的例子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未免黑白混淆、是非倒置。
社会主义是欧洲十五、六世纪兴起的一种反封建、反专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的思想根源来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主张人类不分种族、不论财产多寡、不区分阶级，人人享有以不损害他人同等权利的个人自由，人人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与人之间重视互利互助，重视关怀弱者的人道精神。但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兴起一股共产主义思潮，其中有英国的穆尔、温斯坦箂和欧文，意大利的康帕尼拉，法国的摩莱里、巴贝夫和布朗基等，到了马克思出现在历史舞台时，他以唯物史观学说和《资本论》巨著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而《共产党宣言》则是他蜚声世界的战斗纲领。为了划清同社会主义的界线，马克思特别在《宣言》中将自己称为共产主义，批判其它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
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不该再称为社会主义。不过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到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提到共产主义社会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列宁又在他的《国家与革命》里将“第一阶段”说成是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于是后来斯大林的学者们索性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定性为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阶段。从此，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便同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而中共之中一些善意的有心人，又往往将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附会为社会主义，终于产生了谢韬先生的幻觉，居然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改良的成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福利制度为英国自由主义者首创
社会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自我演变的成果，不单只由社会民主党造成。其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不单单是社会民主党等的功劳，它是资本主义自我演变的一个过程，原因错综复杂，有宗教因素，有人道和平等观念因素，有社会文明进步因素，还有主动降低穷富悬殊和社会矛盾以求社会安定因素，等等。演变最大的就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因而出现福利社会。
众所周知，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是现代福利社会的理论构建者，他的报告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原名是《社会保险报告书》，在这个报告书里他提出社会保险概念，包括对失业和无生活能力者的救助、退休金计划、公费教育和公费保健计划等等。他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一九四五年，英国率先宣布实行一系列包括社会保险、家庭补助、医疗保健等法案。一九四八年正式宣布建立福利国家。当时是工党阿特里执政，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四年连续是保守党的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和荷姆执政，一样实施福利制度。可见福利制度并非民主社会主义者专有，保守党也同样实行福利社会。
社会福利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英国开始，普遍被欧洲和北美的先进国家以及澳纽采纳。每个国家的福利程度各不相同，北欧诸国在财政上社会福利支出最高，这些国家的税收也最高，因而成了福利社会的典型。虽然北欧诸国多数时候由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但它们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时，从来不认为是实行社会主义。况且，北欧社会民主党或工党也曾几度在大选中落败，由其它中间的或保守的政党上台，福利政策照样保持。这种情形在欧洲其它国家以及美、加、澳、纽都是如此。
邓小平改革绝不是民主社会主义
不过就中国目前政治僵化的局面而论，有谢韬先生这般春雷式的舆论投射，是件大好事；谢韬先生希望中共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更是好事。
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江泽民将邓式改革推进一步，主张资本家入党的时候，就有人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共事实上己放弃了走向共产主义的一切政策，回归资本主义。
但仅凭中共回归资本主义这一点说它已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是很不妥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是民主和社会福利，中共在这两点上全不及格。论社会福利，邓式的改革连毛泽东时期那一点点可怜的“均贫平均主义”的措施都不见了，变成教育超高收费，医疗私营化，以致一般百姓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甚至医院和医生见死不救，惨无人道。论民主，中共仍是强化一党专政，人民丝毫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谢先生说邓小平的改革已是民主社会主义，未免太给邓小平面上贴金了。
邓小平的开放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高速度发展是众所公认的，但他保持一党专政，贻害无穷。一党专政使得党权无限扩张，侵入各个经济领域，以致权力与所有经济活动相结合，不仅产生官商勾结，贪污腐化严重，而且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官甚至不用商的方式，直接用权力占有企业，捞取企业财富，甚或卷巨款潜逃，花样百出。同时，亦官亦商的权力像百爪鱼一样到处向民间伸张，不断造成逼迁、矿难、环境污染。近期股市的狂热，正在酝酿一场足以使千百万平民家庭突然陷于绝境的大崩盘悲剧，而权力者将会得风气之先，仍能从中捞得盘满砵满。不受制衡的权力，当它与金钱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其祸害的可怕程度，连首创“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艾克顿勋爵当年都想象不到的。
绝对权力不止是绝对腐化，而且直接害及千百万苍生，引致社会矛盾紧张到近乎火山爆发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早已看透，只有民主，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将党置于宪法之下，将人大还归人民，执政官由民选产生，实行三权分立的制衡，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样的宪政法治途径，道理非常浅显易明，唯一的障碍就在于整个权力集团不愿放权。他们将权力视为江山，不准江山在自己手里易色。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权力压倒一切。
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推动政改
老一辈的党内政改促进派久已遭到封口，最近却出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论和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论。在中国目前形势下，任何政治改革，不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旗子，便难于出台。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就是适应这个形势的。
我不知道谢先生内心如何想法，或许用心良苦，总之他拿恩格斯去修正马克思，拿和平的渐进的民主社会主义去替代暴力的集权的社会主义，都是好事。他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欣赏。他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问得好！德国人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俄国人已抛弃了列宁主义，中国官方实质上也已脱离马列主义，但却不敢正面抛弃马列主义这面旗帜，正如他们不敢抛弃毛泽东旗子一样，总觉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执掌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失去这个基础，便会失去权力的源头。邓小平当年“打左灯，向右拐”，禁止争论，就是这个道理。谢先生拿恩格斯将马克思化妆成社会民主主义，客观上也是另类“打左灯，向右拐”。差别只是，邓的右拐仅止于经济，对权贵们有利，事实上先富起来的都是他们；谢先生的右拐是拐到政治的骨节眼上，要权贵们放弃权力，这就难了。但老百姓是支持的。无论用什么理论或理由，只要是提倡民主，提倡权力制衡，提倡宪政法治，都是值得欢迎。凡事总得有个开头，只要谢先生的文章不被扼杀，纵使毛派兴师动众来围攻也是好事，起码可以引起争论，胜过死水一潭，真理是越辩越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