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的一天，斗争刘宾雁的大会要在《北京日报》社的四楼礼堂召开，他的同事戚学义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鐘，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戚学义，值得大书特书，一、他杀身成仁的精神，他为了真理和友情，勇敢地以生命作抗争；二、中共的残暴和泠血，戚学义以死相諫，居然没有引发毛泽东及其同僚的不忍之心；他们视人民如螻蚁，“虽杀千万人，吾徃矣”； 一部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史、迫害史、奴役史，証明了无论是先前的“为人民服务”、 还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统统都是无耻的谎言，统统都是无耻的欺骗。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唐锡扬先生虽然还留在《北京日报》社，但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了。但是，他的也是《北京日报》记者的妻子郑兆南，还被允许出席。也许出於怜悯，也许出於好奇，也许由於联想到自己丈夫的命运，她趴在窗臺上呆呆地徃下望了一会儿。马上有人把她告发了，《北京日报》社立即组织了一个批判她的大会；人们先是声嘶力竭地批判戚学义是“死反革命”，是“为右派分子殉葬”，是“干扰批判大会的丑恶表演”，是“敢於自杀，就敢於杀人的阶级敌人”；接著就批判郑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为右派分子唐锡阳哭丧”等等。〔1〕
 |
| 郑兆南36岁被红卫兵打死 |
从唐锡扬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什麼了。这天夜里她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著：“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竟含冤受屈而死在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８月19日至９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什麼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这场浩劫所公开践踏的内容。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场大悲剧，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和许多不幸的人，都在这场大悲剧中悲惨而屈辱地死去了。 郑兆南，是1930年出生的，她只活了三十六岁。
1966年夏天，她被关押在五十二中学一间阴暗腐臭的房间裡，受到殴打和各种折磨。经过几十天的残酷折磨，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被送回家的她，头髮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满身还贴著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无一倖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2﹞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扬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麼。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来再打。
 |
| 唐锡阳的女儿唐樺与小南 |
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眾时，企图卧车自杀。虽然自杀未遂，但她却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红卫兵让她在脖子上掛著垃圾箱，头上戴著很重的“高帽子”，天天游街，一边敲著一个盆，一边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 、“我自作自受”。游街时，身后还跟著一个红卫兵，手拿鞭子，不停地象抽打牲口那样抽打她。有时候让她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在最热的日子裡，架起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有的红卫兵还逼她跪著爬，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盂裡的臟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錶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钱”。红卫兵把一个据说是“地主婆”的人打死后，对她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3〕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啦。学校就通知唐锡阳领回家了。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脚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1966年9月8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繫好了才能治病。好不容易电话联系到学校允许治疗了，医生赶紧打强心针。针还没下去，郑兆南停止了呼喊，吐了口血，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把她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郑兆南死后遗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扬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则继续遭受著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待》到晚上十点，然后骑半小时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鐘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45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隻小鸡养著，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隻，他看到另一隻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著。出於一种中年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隻，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週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一是让她们睡时关窗户；二是让妹妹穿上件棉背心睡觉；三是把妹妹的被子缝成一个睡袋。两个月后，《北京日报》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
| 唐樺下放内蒙 |
1969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所以她老把唯一的伙伴—-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一睡著了便忘了关机，半夜里闹得左邻右舍睡不好。“右派分子”漫画家李滨声的妻子也是长期孤独在家，正患精神衰弱症，实在经不起这种干扰，就起来敲唐家的窗户。虽然小女儿就睡在窗旁边，但怎麼也敲不醒。第二天就说她，说也没用；孩子嘛，没有声音她就是害怕。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麼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麼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麼”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詡“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尸体上还给掛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寧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这就是一个右派分子、他的妻子及其子女的苦难。五十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受了太多苦难，至今还没有办法讨个说法，这说明苦难并未远离我们，因为製造苦难的机器和制度仍没有受到什麼触动。
妻子惨死四十年之后，唐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中，特别指出“人吃人甚於虎吃人”〔4〕，真是把专政独裁主义的一切画皮都剥得一乾二净了。什麼“他为人民谋幸福”，什麼“三个代表”、什麼“新三民主义”，通通只不过是涂在这部掛著“无產阶级专政”牌子的绞肉机外面一钱不值的油彩而已。
 |
| 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后排中著白衫者)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经济赔偿、追究责任、要求惩办元凶和打手的浪潮正方兴未艾。然而中共当局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及其亲属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充耳不闻、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例如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右派分子、著名网络作家、维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昌玉先生，现在便正受山东当局的野蛮骚扰：他的住宅被非法搜查，他的电话通信被非法监控，他的电脑被非法收缴，他的著作一千多本被非法扣押，他的行动被非法限制，他到重庆探亲和到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权利被非法剥夺；当局还要“动员”他的弟、妹、子女来“劝阻”他，这种以李昌玉的亲属为人质的恶劣行径，而使中共当局自己成了实质上的绑匪。
我严重抗议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们的法西斯暴行！
註1：《在美国最后一个夜晚的谈话》(〈环球绿色行〉，唐锡阳著；Kxj.cpst.net.cn)。
註2、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唐飞霄日记》，唐飞霄乃唐锡阳长兄，披露在唐锡阳著作《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之中。
註4：《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唐锡阳编著)。
首发《开放》二OO七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