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俄国等落后国家为什么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弄清了社会主义的核心词是“控制”之后，再来解释为什么中俄等落后国家会兴起社会主义热潮，而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走社会主义之路，就比较方便了。 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反对马克思把经济作为解释国与国之间集体政治选择存在差别 的核心要素，认为这种解释应先从文化入手。对一国的政治选择的影响力，文化传统与 经济相比，传统应该在先。今天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千差万别，与其文化 传承的千差万别不能说没有某种对应关系。传统能影响是否选择某种经济形态，经济却难以选择传统。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对其长远的政治制度和即时的政治选择具有范式的作用，与文化传统相比，经济因素只能摆在第二位。
从文化层面讲，俄国属东正教文化。拜占廷沦陷之后，俄国更是以拜占庭的接班人—— 东正教的领袖自居。在基督教的绝大部分历史中，教权与王权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东正教却实行“一元化领导”，世俗的王权至上，控制一切，教权屈居于 王权之下。在东正教国家，凯撒的固然归凯撒，上帝在人间的事务，也得问问凯撒乐意不乐意。在俄国，皇权向社会各个方向延伸的历史也许可追溯到蒙古人对莫斯科大公国 的奴役性统治，但公认的时间是从彼德大帝时期开始。在彼德大帝统治之下，即使王公贵族都得任由其驱使，其私生活都不得自由，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要求。沙皇的独裁 统治到叶卡捷林娜女皇当政时期各个方面均臻于成熟。叶卡捷林娜女皇给了贵族一定程 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仅限于统治集团内部，对社会大众，其控制之严苛，并无多少改善。给予贵族一定程度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使得对公众的控制 体系更加稳固。到19世纪中期，沙皇管制一切不仅正当，而且必要的观念在朝野间基本 确立下来，内化为这个民族的思维范式。直到今天，在有当代彼德大帝之称的普京身上 ，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专制文化的影子。正因为拥有如此深厚而顽固的专制传统，俄国接受以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容易。由沙皇的独裁，改为布尔 什维克党中央和领袖的独裁，只需要把名称换一换就成。对社会成员来说，行为方式和 对政府及他人的预期无须发生太大改变。以前无条件服从皇帝及官僚，现在无条件服从 领袖及“组织”，感受差别不是太大，公众接受并配合这种变形的控制，几乎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以臣民接受沙皇统治，与以无产阶级主人的名义接受领袖控制，后者还增加 了几分盲从的积极性。
与俄国一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也是实行的皇权一权独大。皇帝及其官僚组成的管制 网络，虽然没有实际掌控普天之下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但却一直保留着对臣民人身的 生杀予夺和任意奴役驱使之权，财产的授予和没收之权，司法裁判之权，对思想言论进 行教育、鉴别和管制等无限广泛的权力。今天我们称之为基本人权的所有方面，虽然不 能说全部，也是接近于全部，都在统治者的的管制权限之内。在强大而宽泛的政权管制 面前，臣民无所遁形，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道德控制，臣民根本不存在安全的自主选 择空间。哲学方面，被现在的国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天道观”，里面就暗含有一元的一 个超越性的心智主义成份。从政治哲学的层面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国不可一日无主”，社会不应脱离管制，强大的皇权不仅正当，而且缺少不 得，等等极权观念几乎具有与“公理”同等的地位，给皇权的存续和无远弗盖提供了充 足的合法性支撑。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主要派别，虽说对中华文明各有贡献，但在皇权 的至高无上方面三家合谋。三家学说的根本，都以服务于政权对社会的控管为己任，不 同之处只在于控管的方法和程度小有区别。儒家学说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本位， 以维护君臣父子的等级社会秩序为核心，儒家圣贤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都纳入这个秩序 之内以实现人间大同。儒家的个人是先把外在的道德律令内化，从内克制自身，然后达 到外在适应社会控制并进而获得控制社会之权的个人。儒家的个人，需要放在社会背景 之中才能获得价值，以自我奋斗达到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在儒家学说里得不到认 同。用现在的眼光看，儒家学说并非全无价值，其民本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王权有 一定程度的约制，但由于其把制定法律和任用百官的权力拱手送给皇权，且没有从根本 上否定皇权拥有对臣民生杀予夺之权的正当性，更缺乏对个人自主空间的辩护，因此这 种学说对君主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度的，软性的和非制度化的。韩非商鞅的学说，支持 最高统治者拥有口含天宪的权力，个人虽有家族体制保护，但郡县制、连坐制等摧毁了 政权与个人之间的屏障，其所主张的法制，严密苛刻，几乎把臣民的权利剥得精光。臣 民在这种法制面前，没有什么是可保留的权利。老庄之学，对皇权虽有所消解，可惜流 于消极劝解，其给个人自由预留的空间缺乏一个坚固的保护层。
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独裁专制仅有政府的欲望难以树立起来，即使树立起来了也不可 能长久，政权的稳固必须以得到臣民认同为基础。非常不幸的是，专制独裁在臣民这里 获得了广泛认同。控制有理，不施以控制就会乱等从中国有限历史中得出的经验之谈， 在中国深入人心，不仅控制政权的一方如此看，而且被控制者对统治者的种种控管措施 也如此理解，从而甘愿接受奴役。“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民俗中被翻译成“蛇无头不行 ”。质疑和背叛皇权者在朝廷上被打为无君无父，民间则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作回应。经常性的战乱，使得皇权以天下大乱胁迫万民奴役天下获得正当性。
由于中华文明中缺乏上帝，也缺乏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对圣贤的崇拜置换了对上 帝的信仰，对人间非凡心智的迷信窒息了对人与人平等的诉求。在民间，虽然也偶见诘 难专制抵制控制意志自主的萌芽，但更多的是对救世主般人物的崇拜和预期。中华文明 中对道德和智慧的崇拜具有十分强大的传统，并且这个传统呈现出官方民间二元同构的 特征。中国政治史上和民俗中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超人。这些超人通常具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般的文才武功，拥有非同寻常的道德、智慧与能力。他们忠君 报国，孝顺父母，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掐指一算间便能知过去未来，道德哲学政治历 史地理天文数学物理诗词歌赋音乐无一不精，无一不臻于化境，还外加风流倜傥，洞幽烛微，随机应变，江山社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超人的神话。中华文 明中，官方拥有对社会的控制权的正当性极少受到质疑，对控制权的质疑集中于效率， 以为只要控制的效率足够高，便能产生良好秩序，反对控制主要限于反对控制权落于小 人手中，而通常并不怀疑控制权本身。只要控制权能交付贤能之士，便是正当的。在这 个方面，君臣同谋，官民合谋。共同视对社会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有效的控制正当合 法
。在中国传统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把每一个人视作自己责任人的观念相对比较 淡薄，对超人迷信，使得中国人在要么成为超人，要么指望超人的两极间摇摆。一般民 众，通常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出现超凡脱俗的人能解救万民于水火（当然主要是解救 自己）的幻想中，这使得民众缺乏主动积极的公民精神，对政府的依赖相当突出。直到 今天，一点点小事，如上个月当市民吃不上猪肉时，第一反应就是找政府，要求政府出 来解决问题，若不解决，就责骂政府无能，不管人民死活。不知道，越是这样把各种本 该由市场由民间自主解决的责任推给政府，政府就越是强大，越是以侵害人民的权利为 正当。而人民就越是弱势。
控制论能够解释像中俄等这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竞相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也能解释西方 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走社会主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以基督教世界为主。在基督教社会中 ，政权要想对社会实现全面控制，相比而言，就要难得多。基督教世界是多元化世界， 不仅教权与俗权分离，而且在西欧，特别是英格兰等地，广泛存在着领主权对王权的制 约。国王的权限到封建领主为止，领主管辖范围内的事情，王权无权过问。国民效忠的对象不是国王，而是自己头上的领主。所谓“主人的主人不是主人，仆人的仆人也不是 仆人。”所谓“穷人的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不能 一杆子插到底，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谁也休想对社会国家实行全面控制。
不可回避的凯恩斯和罗斯福
用控制论解释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制度，虽然可能受到文化决定论的讥弹，但困难却不在这里，这种解释真正的困难在凯恩斯和罗斯福那里。凯恩斯是主要活跃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反对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主张 政府应扩大职能，扩大对储蓄与投资等更大范围的控制，认为增加政府控制能促进社会 正义与稳定。与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相反，从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 出发，怀疑市场经济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能发挥作用，反对传统的国家中立政策，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 长。
“罗斯福新政”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实践。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带领美国走出30年代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一改 美国政府在市场秩序中消极的“守夜人”角色，实行一系列主动干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在美国首次推出类似于“银行执业证”的制度，成立联邦储备银行以加强国家对银行 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国会出台《农业调整法》，成立农业调整署调控市场，对农业实行 强制性的减耕保价，规定国家向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以维持农产品价格，在美国 首开用行政手段调节农业生产的先河；又力促国会出台《工业复兴法》，以恢复工业生 产为目标，成立全国工业复新署，实行变相的计划经济，将生产的各个环节置于国家监 督之下，以减少盲目生产，并由国家干预，调节企业关系和劳资关系；同时还举办救济 和公共工程，出台一系列法案以保护劳工权利，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被笼 统地称为罗斯福新政。实际上，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改变以往美国政府尽可能 少地介入社会与经济竞争的惯例，加强政府的控制权力。
“凯恩斯主义”对帮助英美等国家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 良好作用，但是，由于其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特征，试图以审慎思考制造出一个人为的 经济、社会秩序，不能不侵犯市场主体和人的自由，副作用十分突出，因而受到哈耶克 等人的批判。哈耶克将其由国家干预的经济之路称为“通往奴役之路”。在二战之后一 个时期内，这种批判并未引起应有重视，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凯恩斯主义 ”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行政扩张等问题日益突显，同时在解决大规模失业时失效，这种批 评才为人们所接受。从1970年代起，国际上，“凯恩斯主义”逐渐让位于一种根基于未经管制的贸易和市场的经济意识形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 国家制度应该被撤销或民营化。这种理论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 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将能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因此，新 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的管制最小化，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最小化。由于新自由 主义过分强调市场和效率，严格按这种意识形态行事，将不能很好地解决公平问题。所 以，最近几十年中一种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在国际上也日益抬起头来， 这种理论虽然有时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中的一派。社会自由主义主要把眼光对准社会 不平等问题，信奉机会平等，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 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因此主张以自由的市场竞争 为前提，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作补充。
罗斯福虽然以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卓越领导才能至今仍然广受尊敬，但其试图扩大对 社会控制的努力却并不为人们完全认可。即使在其生前，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力量就十分 强大。美国联邦法院被称为反对新政的堡垒。罗斯福控制社会和经济的努力达到最高峰 时，甚至想以不惜损伤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为代价，来减少新政遭遇的阻力。由于 新政中的《工业复兴法》等多项内容侵犯企业自由，涉嫌违反美国宪法，联邦法院裁定违宪而被停止执行，罗斯福一度计划用行政手段干预司法，以掺沙子的方式改变联邦最 高法院的结构，然而，这一改造联邦法院的计划，却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最后不 得不束之高阁。今天，在美国一些领域虽然还能看到罗斯福新政留下的遗产，但其试图 扩大行政控制的努力无疑已经被美国政府所扬弃，减少行政干预，让人民享有更多自由 ，是从里根到布什等历届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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