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以来，温家宝一改其弱势总理的形象，积极在内政外交方面展示其理念与掌控能力。
一届任期将满，温家宝一直被西方和民间认为是中共有史以来最软弱的一名总理，他的权力不仅比不上作为“不倒翁”安然度过毛时代惊涛骇浪的周恩来，也比不上个性鲜明倔强、在经济领域频频施加铁腕的朱鎔基。周恩来长期牢牢控制国务院系统，还有其独立的情报渠道，而且对军方具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朱鎔基则有财经系和上海帮两大山头的背景，且在民间颇具声望。而温家宝长期在中枢担任中规中矩的高级公务员，并没有一群个人的心腹和团队，虽然名为“总理”，却仅仅是胡锦涛的“管家”而已，他所做的工作大致只能算是国务院秘书长分内的工作。
为了改变此一弱势总理的形象，温家宝开始在经济领域整顿房地产，配合胡锦涛整肃以陈良宇为先锋的上海帮，并积极制定一系列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亲民政策。但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核心是中共一党独裁的问题，温家宝根本不敢去触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连赵紫阳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又哪里有魄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呢？于是，留给温家宝稍稍能够有所作为的，便只有外交领域的一部分了。
二零零七年两会前夕，温家宝罕见地高调发表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重新提出赵紫阳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这一思路显然与胡锦涛“大国崛起”的雄心壮志背道而驰。
胡锦涛的外交思路直接承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胡锦涛梦想成为第三世界的霸主，不惜重金收买一批非洲国家，二零零六年在北京召开“中非峰会”，非洲四十余国领导人聚集北京，让胡锦涛产生了康熙乾隆时代“万国来朝”的虚荣感。据说当胡锦涛发表讲话时，礼宾人员要求非洲各国元首起立倾听。小国元首倒还罢了，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样的大国元首，本人也是长期执政的强人，当即表示抗议，不愿受此屈辱。胡锦涛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不顾本国大部分国民无医疗、养老保险及不能义务教育的境况，大笔一挥便免除了非洲国家百亿的债务。对于这种败家子式的做法，温家宝内心并不认同。
胡温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对日外交上。胡锦涛在两年前纵容和鼓动民间的反日狂潮，试图以此缓解国内的压力，转移民众的视线。殊不知，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狂热的民族主义对于创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达两年中国对日外交陷入僵局，温家宝遂在日本首相易人之后访日。温家宝在日本竭尽各种亲民的表现，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好感。他还在日本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日本战后的和平与民主的发展道路，尽管关键一段话在现场被“无意”漏讲，但在公开发表的讲稿中却黑纸白字地写得清清楚楚。温家宝等务实派眼见美日联盟日渐稳固，只好对日以怀柔为主。
胡锦涛以毛主义主导外交，自然会重用红卫兵外长李肇星。而温家宝崇尚实用主义外交，自然不能让李肇星这个泼皮无赖在国际舞台上长期败坏中国的形象。温家宝在这篇文章中多次谈及“文明”一词，而李肇星恰恰便是“不文明”的代表。于是，在新一轮的国务院人事调整中，任期未满的李肇星终于被温家宝逐出内阁，代之以相当温和、形象也颇为方正的杨洁篪。李、杨二人都曾任职驻美大使，在美国外交圈子里，一般认为，李作风粗暴野蛮，杨则温和圆滑，后者更能为西方所接受。
李肇星虽然毕业于北大，但他与毕业于清华的胡锦涛一样，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得不到文明的教育，他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当中，蛮横、固执、斗争哲学占据了主导位置。这也正是为何当初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李肇星，胡锦涛却要对其破格录用的原因，臭味相投也。李肇星有“三反”：反美、反日、反台；亦有“三亲”：亲俄、亲第三世界、亲一切独裁国家。这“三反”、“三亲”，自然能与胡锦涛获得共鸣。
胡锦涛从骨子里亲俄，企图继续联俄抗美。这种幼稚而愚蠢的看法，温家宝更是不会赞同。李肇星的反美、反日、反台，有关言论满坑满谷，而其亲俄言论亦让国人大跌眼镜。据《新京报》报道，二零零七年三月三日政协开幕会后，众多记者包围住了正要步出大会堂的外长李肇星。在拥挤中，一名记者的话筒被挤掉，李将话筒拣起来，严肃地对记者说：“这是国有财产，你们要注意一些。”于是，有马屁记者将这一细节当作“两会佳话”来大肆渲染。然而，当被问及俄罗斯政府损害在俄经商的中国人这一问题时，他却无比冷酷地回答说：“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大国，都有自己的国情。”
二零零六年年底，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策划下，俄罗斯政府宣布六八三号政府令，规定至二零零七年年底，外国人将被禁止从事零售业，全国一百一十五个露天市场将被关闭。外国公民还被禁止从事酒类和药品贸易。当局还将紧缩劳工签证，限制外国人在俄罗斯的工作机会。俄罗斯政府突然颁布的法令，极大地损害了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劳工的权益。据统计，受到波及的有超过十万名中国商人和接近一百万名中国劳工。许多长年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商人被迫挥泪大甩卖，损失难以计算。他们本来希望母国政府站出来说几句话、争一点公道，不料一向以对西方强悍著称的李外长，摇身一变却成为俄国的政府发言人。
李肇星的这句话，让百万离乡背井讨生活的同胞欲哭无泪。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种族主义日渐泛滥，其政府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态度极其苛刻。此次新法令出台，明显就是为打击在这些领域内一支独秀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在俄罗斯经商和务工的中国人根本得不到中共使领馆的照料和帮助，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幸亏中国人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他们就像野草一样，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李肇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中共长期标榜的“爱国主义”根本就是谎言。俄国从来不把中国放在眼中，对于旅居俄罗斯的中国人，简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中共虽然叫嚣“大国崛起”，但在雄风不再的俄罗斯面前，仍然像小爬虫一样战战兢兢。中共本来就是苏联老大哥豢养和扶植起来的儿子党，其颠覆国民政府、篡夺历史正统的每一个步骤，都得到老大哥的大力支持。中共建政之后，外交政策自然是向苏联“一边倒”。为讨好老大哥，横暴阴毒的毛泽东在更大的暴君斯大林面前，如同龟孙子般点头哈腰，并大肆出卖国家主权。
近代以来，为祸中国最深的“邻居”，不是日本，而是北极熊。日
本侵华史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一九四五年在二战中战败投降，此历史终于戛然而止；而俄国侵华史则长达一个多世纪，虽然苏联及共产制度已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灰飞烟灭，但迄今为止俄罗斯仍然在欺凌中国人，蚕食中国的土地和资源。
在江泽民时代，中俄两国勘定国界，中方作出重大让步，割让给俄罗斯大片土地，其面积相当于九十个台湾岛。中共企图以此来实现“中俄联合抗美”的战略意图，并在俄国在支持下独立于世界民主大潮之外。然而，俄国在近代以来的外交史上，从来都是背信弃义的流氓，一旦获得好处之后，立即便将中国晾在一边。江泽民耗费巨资设立“上海合作组织”，试图拉拢俄罗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肇星写过数以百计的“爱国打油诗”，也自嘲地说过，虽然本人长相不怎么样，却不曾埋怨过母亲。但是，他所谓的爱国，其实是爱独裁党，以及独裁党的领袖，当然还包括领袖的情人；他不会爱那些旅居海外“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同胞，更不会关心他们被侮辱和被掠夺的命运。他“宽宏大量”地体谅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国情”，金口一开便将百十万同胞的权益白白牺牲掉了。
正是看准了中共长于虐待本国百姓、视百姓如猪狗的本性，俄国方敢于如此出台强盗政策。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人和劳工赴俄罗斯创业蔚为大观，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朴实，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俄罗斯本地民众却认为正是这些黄种人的涌入，使得本地人的就业出现困难。于是，“排华论”逐渐在俄罗斯国内甚嚣尘上，俄罗斯光头党杀害中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多次出现警匪勾结绑架勒索中国人的案件。然而，中共当局对这一切从来都不闻不问。央视“同一首歌”剧组，花费巨资到海外统战，到处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以此煽起某些游子的爱国之情。但是，“爱国”只是中共的一场数十年不变的“秀”，中共需要人人都爱它，却从未爱过哪一位海内和海外的同胞。
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公民组成的，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公民服务，这种服务当然包括为旅居海外的本国公民服务。一个不能保护侨民的政府，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当然更不值得大家去“爱”。昔日，当印尼的排华屠杀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达了一下“关注”；今天，俄罗斯悍然宣布驱逐中国商人和劳工的时候，李肇星仍然是无耻而冷酷地说了一句“不可一概而论”。这样的政权当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尽管“和平崛起”的号角吹得震天响，但中国人在国外所遭受的歧视却依旧。李肇星一语道破了天机：在这张爱国脸谱的背后，却是一副卖国的嘴脸。比起北洋时代的被五四学生唾骂的卖国贼“曹章陆”来，李肇星的卖国本领不知进化了多少倍。
温家宝将李肇星赶下台，实在是该红卫兵外长形象过于恶劣、能力过于低下。温家宝要在外交领域部分实现其意图，就必须将李肇星撤换。否则，作为国务院“第一部”的外交部，温家宝无法有效管理，而只能是“圈外人”。温家宝固然无法在对美、对港、对台的政策方面作出重大的调整，但局部的微调是可以尝试的。至少，杨洁篪出任外长，标志着温家宝对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也标志着中共当局会更为明智与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并承认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的无可争议的地位。
胡锦涛同意温家宝撤换李肇星，表明他本人在担任国家元首数年之后，逐渐认清国际格局的现实，不情愿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降低对俄国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与美、欧、日保持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胡锦涛深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是靠外资投入和外贸出口来支撑，一旦与美、欧、日这些关键的贸易伙伴关系恶化，中国自身的稳定必然受到冲击。而中俄贸易目前只是一块无关大局的鸡肋。因此，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逝世，中国官方反应相当冷淡。
李肇星下台，标志着中国外交界高调反美时代的结束。虽然在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不可能步入蜜月期，但缓和的趋势是可以预期的。李肇星的下台，也是一件大块人心之事，中国人民从此不再未经允许便被这张无比丑陋的面孔所“代表”，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希望走出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魔咒，走向更加务实和开明。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