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中国依然还是奴隶社会

 

18年前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尚未取得胜利,解放军的无情机枪和坦克便制造出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无辜学生和市民为了中国的民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当局虽然一直以来都极力抹煞那段历史,但无数中国人至今仍对此事记忆犹新,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六四”精神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薪火相传。虽然今年不是“六四”逢“五”逢“十”的特别年份,但海内外纪念“六四”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各种纪念活动难以尽数,有关“六四”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香港民建联领袖马力的无耻言论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声讨之声不绝于耳。今年两会期间的湖南永州骚乱和前不久的广西博白骚乱虽然在诉求上有别于当年的民主运动,但抗争民众的那种英勇却和当年的民主人士不相上下。

八九民运标志着中国人权利和民主意识的觉醒,更标志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如果说18年前中国人走上街头是出于自觉,那么,今天中国人对强权的抗争就是出于无奈。“六四”的枪声曾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面对日益泛滥的官权,之前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人变得出奇的沉默。在渴望生存的心理状态下,即使很多人牢骚满腹,但依然乐意做一个言听计从的顺民。江泽民时期的横征暴敛创造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富悬殊社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声中,无法无天的地方当局一切镇压行动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毛泽东等人所建立的专制政权曾让人欢呼雀跃,误以为其统治下的社会是憧憬已久的世外桃源。“人民当家作主”的空头支票背后是史无前例的奴隶时代,工人、农民累死累活地劳作,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非人生活,更为不幸的是,还得在对红色君主的顶礼膜拜中忍受接踵而至的运动煎熬。一代暴君毛泽东曾大言不惭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要靠枪杆子,治天下更要靠枪杆子。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沦为无辜的牺牲品,成就了毛泽东翻云覆雨、为所欲为的一代帝业。

中共政权对国民党政权的取代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从中共对民众的疯狂杀戮和民众的穷困潦倒来看,这种取代无疑是历史的大倒退。毛泽东曾在他剽窃胡适的那首《沁园春•雪》中神吹自己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殊不知自己在明眼人的心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精于权术的怪才和暴君而已,如果一定要说他超越了这几个人,那么只表现在残暴和治国无能方面。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在中国也许还存在争议,但在资讯渠道发达畅通的海外,其暴君本质早已盖棺定论。邓小平当年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违心评价完全是出于自私,所以,他在行将就木之际能够对民主运动的参与者痛下毒手也就不足为怪,不敢彻底地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意味着对其恶习的延续。

邓小平执政之初,因为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辅佐,神州大地上一时间呈现出繁荣发展、政通人和的景象。然而,之前曾广受支持的邓小平也绝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坦荡荡之君子,其专制思想并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他所搞的改革开放只是延续专制统治和为自己建功立业的一个手段。胡、赵二人虽然都曾得到邓小平的信任,但其本质和邓小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遇而不遇的政治命运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一向以开明形象示人的邓小平在当年的民主运动爆发后终于原形毕露,一句“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话让人不禁大失所望。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的历史,诸如《三国演义》这样反映政治集团和人物斗争的历史小说他更是刻骨铭心。常言道:“学坏容易学好难”,不是凡夫俗子的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最崇拜的三国人物不是深明大义、德冠古今的诸葛亮,而是一代奸雄曹操,暴君秦始皇以及杀害功臣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他心目中的学习榜样。从玩弄权术、乱杀无辜方面讲,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人物,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不仅能让中国人斗得昏天黑地,而且能够能让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对其感恩戴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最黑暗也最混乱,但政权的稳定性也前所未有。即使是饱受折磨,很多人在当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没有毛主席,中国怎么办?”的愚蠢疑问,毛泽东愚弄百姓的伎俩可见一斑。时至今日,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出租车内和饭馆里甚至一些人家里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其流毒之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当下,十年文革浩劫的错误虽然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持和邓小平的一样观点,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大概连党与国两个概念都混淆不清了,站在中共这个政治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讲,这种评价也许还讲得过去,但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讲,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历史罪人。

毛泽东虽然出生于农民家庭,而且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农民,但是,在他登上红色帝王的宝座之后,人为地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不平等制度,使得农民成为了社会最底层民众,任劳任怨的农民反而饱受政策的歧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中共的政治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实从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的实际收入状况看,这样的社会剥削最严重、最无人性。

如今的中国人虽然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期的精神奴役,但肉体的奴役仍然如影随形。不少失地农民在背井离乡之后成为都市的另类工人,他们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得不忍受繁重的劳动和极不相称的工资待遇,并接受统治者针对他们制定的不合理条条框框。原本在毛泽东时期比较有保证的城市工人也逐渐沦为比农民强不了多少的底层“贱民”。中国的经济水平看似年年攀升,但得到实惠的几乎都是权贵阶层,一般的工人和农民往往一生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套房子,这样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是什么?就在几天前,海外媒体突然爆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称被拐骗到山西砖窑做工的河南未成年人约有1000人,此事后来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证实。中国召开奥运会的日子日益临近,就在这关键时刻,制造奥运商品的工厂更是频传雇佣童工和让工人超时工作的丑闻。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中国应该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

胡温上任以后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能说不好,但在一党专制的大环境下,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仍然带有浓厚的奴隶社会色彩,连奴隶社会都无法告别,“和谐社会”的遥遥无期可想而知。

2007年6月15日

首发议报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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